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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杰：加强修养，淬炼品格，提高担当历史使命的素质和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党员领导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轻干部不断成长，成为党和国家的骨干和栋梁。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加强自身修养，淬炼自身品格，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政治修养，淬炼政治品格和领导艺术青年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养，首先要加强政治修养。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政治，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国家政权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政治。怎样提升我们的政治修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青年党员干部进入政治舞台，首先要修炼品格。要严格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派人。二是处理好做人、做事与做官的关系。做官有利于做事，做官是为了做事。但不能倒过来，认为做事是为了做官，把做官当成了奋斗目标，这就很危险。如果把做官当成目标，其最终目的还是个人利益，持这种价值取向，就会有意识地利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很容易走上贪腐之路。三是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党员干部要如何提高政治判断力？首先，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形成科学敏锐的直觉；其次，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再次，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文明素养，能够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认识和看待问题；此外，还要掌握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复杂的政治关系有清醒的了解和认识等。四是处理好“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关系。前期谋划，多从政治上、战略上、全局上考虑，越到后面，就越要注意细节。到了最后，成败就在于细节了。另外，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要善于换位思考、换位学习，要学会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待较小范围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五是善于与他人合作，营造团结和谐的环境和风气。作为领导干部，一方面，做事、做人要厚道，善于统筹；另一方面，还要关心他人，善解人意。遇到多种意见时，要善于整合不同意见，寻找最大公约数，处理和决定问题要大气、大度。加强法治修养，提高遵纪守法的素质和能力青年党员干部应加强法治修养。一方面，在工作中要坚决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个人要严格遵纪守法。党纪国法不能成为“稻草人”，而应成为“高压线”。青年党员干部更要以慎独精神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在遵纪守法问题上，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做了错事坏事，很难不被发现。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定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人，不要干任何有违法律和纪律的事情，不要给自己埋定时炸弹。要随时自省、自警，以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来对待党纪国法，不断警示和告诫自己不要突破底线。《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青年党员干部要按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作为领导干部，除了要遵守国家法律之外，也要遵守党的规章制度。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共3718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并以此为主干，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党的制度。在新形势下，青年党员干部还要注意学习国际法，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能力。此外，还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加快熟悉、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磋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加强道德修养，淬炼高尚的品质和形象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青年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十分重要，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确对待家庭。一个健康的家庭，能给人带来无数的帮助和温暖，能潜移默化地熏陶人的品质和素养。但家庭也有另外一面，不少人受贿敛财，都是在为配偶、子女、亲戚朋友办事。这就告诉我们，家庭虽好，家人虽亲，但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把家庭置于法律之上。从家庭文化中剔除腐败的因子，防止腐败文化对家庭的侵袭，是我们建设廉政文化、廉洁文化的重要课题。二是正确对待财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领导干部必须通过合法合规合理的途径来获取个人利益，不能为了获取钱财而违规违纪违法。三是正确对待友情。所有人都应该珍惜同志之情、同学之情、同乡之情、同事之情、战友之情、同胞之情。但是，所有的友情都应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就是法律和道德。四是正确处理关系。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任何关系都要在法治、道德的轨道上运行和处理。关系异化到法律和道德之上，腐败现象就必然发生。膨胀和变味的关系文化，严重阻碍党纪国法的实施，侵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必须加以清理和规范。五是坚守底线，甘于奉献。所有人都应该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对这些底线保持敬畏，不可以身试法。凡有突破底线者，都要予以惩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和先进分子，更要有奉献精神。当处在握有一定权力的岗位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为此而甘于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光明网记者刘冰雅整理）《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9日 04版） ...

杨明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色、实践伟力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前景

杨明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色、实践伟力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前景 ...

刘昌明 赵敏：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内容提要：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新部落主义指出了部落化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超越个体主义的部落式共同体的结成、非理性的联系纽带和一体化社会的解构。而当前全球化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部落化特征与态势。西方从再国家化的单边主义行动方式转向结成联盟性的部落，成员忠诚于部落而排外。以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和价值观等为主要形式的非理性联系纽带在结成部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世界各领域部落化的演进趋势逐步导致全球融合发展的一体化格局被解构。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西方因应世界百年变局对内政策调整、对外护持霸权的自救行为所致，而各种社会思潮又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客观上固化和加剧了大国竞争格局、倒逼区域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并在阈限期中孕育着全球化的新模式。关 键 词：新部落主义  全球化  部落化  非理性纽带 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加速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性、全球性流动，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演进。但是，全球化并不总是单向线性地发展，从其诞生以来，全球化就是一个包含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对立趋势的矛盾统一体。①当前，全球化就处于这样一种分化、裂解的低谷态势。这首先表现在世界经济领域，一些国家基于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和文化相近等原因而结成“区块”，形成了以北美、欧洲和中国(或RCEP)为核心的生产、消费和贸易领域三足鼎立格局，导致经济全球化正在“区块化”的基础上重组，②从而呈现走弱的全球化和走强的区域化两种形态共存的局面。③分化、裂解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近年来掀起反全球化思潮、实施逆全球化政策的西方国家，以美国主导的俱乐部式全球化为主要形式。④而在世界政治领域，西方以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等为联系纽带结成各种价值观联盟。世界政治的阵营化、集团化连同经济的“区块化”一道，正全面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态势。本文以源自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新部落主义和部落化等概念范畴作为描述当前全球化特征与发展态势的一个视角。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上述概念，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各种非理性纽带而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转向以具有某种共同体性质的新部落主义的行动方式。大规模的、一体化的国内社会因此被解构为部落化的社会。其中，非理性纽带包括性的、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具有排外性质的情感和感性纽带。之所以使用部落一词而非社群或群组，就是为了强调部落的去个体化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超越。⑤新部落主义社会理论明确了后现代部落化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社会行动主体的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转为结成小圈子的部落主义，忠诚于部落并在部落界定的范畴内抱团取暖、一致行动；二是部落的多元化分立解构了一体化的大规模社会；三是部落化社会的结成主要依赖于各种非理性纽带，包括诸如文化、兴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后来，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者发展和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现象和国际政治。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以源自古希腊《理想国》中的“激情”一词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新部落主义碎片化现象，鲜明地指出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结成族群的重要纽带是非理性的激情。⑥福山认为，不论是贵族阶层所持有的、超越为自身谋取福利最大化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激情，还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为追求平等承认而产生的平等激情，都基于渴望得到社会承认、获得尊严而借助各种非理性的纽带如性认同、族裔认同、价值观认同等结成非理性的后现代部落，进而催生出身份政治。⑦中国学者刘瑜在福山《身份政治》导读中敏锐地指出，作为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当代社会行动主体即“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诉诸以传统之盔甲而抵御自我之流失。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新部落主义社会的行动主体的嬗变。⑧鉴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国内社会的演化不可避免地会外溢到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各领域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和引领，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演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复制或外溢到其他国家。当前，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呈现出部落化的演进态势，并深刻地体现在作为当代世界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行动方式上，进而使全球化具备了新部落主义的三个特征与发展态势。第一，近年来西方主要大国的国际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民族国家单边主义转变为结成若干国际同盟的新部落主义，将国家间的开放、合作限缩在部落内部。第二，解构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世界政治经济融合发展为目标的一体化格局和发展趋势，使国际社会分裂、转型为部落化社会，部落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第三，结成部落的国家主要基于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错误认知和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非理性的感性纽带，并以之为划分敌友、界定亲疏的主要标尺。本文将基于新部落主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分析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演化，并对其内在动因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和评估。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总体特征1990年代以来，以自由、平等、开放和市场化等现代化基本理念和原则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近年来，如同一些发达国家国内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发展阶段一样，国际社会也呈现了“后现代”之象，国际行为体(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社会结构及互动纽带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进而推动全球化向新部落主义形态演化，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全球化”的特征(表1)。(一)民族国家行动方式从单边主义转向部落式联盟新部落主义后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从原子化的个体转变为结成共同体式的部落。因为在充满不确定、信任危机和情感缺失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从满足自身认同感的共同体中寻求归属感，一旦找到便忠诚于这一共同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从基于经济、贸易和投资利益等因素而追求国家间开放、合作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向了“再国家化”的进程，即国际行为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这一进程发轫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后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而变本加厉。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程度不同的单边主义转向。但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又发生调整，即从基于国家中心的单边主义转变为部落式联盟。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视利用盟友体系实现其战略目标，特别是借助盟友体系共同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一改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不但转而巩固传统盟友体系，而且围绕各种新议题不断新建、扩建各种部落联盟，既包括以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等物质性因素为纽带的制度性联盟，也包括以价值观等非理性纽带构建的新型联盟，还重视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建所谓“问题导向”的复合“模块化体系”的联盟体系。⑨在政治领域，部落化的联盟就是搞集团政治，即不承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奉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用美国规则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把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包装成所谓国际秩序。按照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划线，搞对抗性很强的小圈子。⑩拜登政府抗中政策的新“三分法”中的“协同”(align)，就是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体现集团政治的部落化联盟。西方最具新部落主义特征的部落化结盟方式是共识性联盟。所谓共识性联盟，是指以共同价值观(自由民主价值观)、共同地缘环境、共同战略目标等要素驱动的非正式机制。这类共识性联盟单纯强调共同假想敌，而无约束性内容，无正式架构、常设机构或协同性军事规划，无共同应对战略，无机制化联合行动。(11)如以“五眼联盟”为基础构筑的所谓“九眼联盟”和SIGINT(Signals Intelligence)即“十四眼联盟”等都没有成文条约支持和约束，也不设立定期会议机制，它们比有条约、制度约束的传统联盟的灵活性更强、潜在破坏力更大、对抗性也更强。(12)在共识性联盟中，传统的霸权国主导的垂直模式为扁平化的多节点网络化结构所代替，并呈现多重战略模糊性，即领导国模糊(共同领导)、合作水平模糊(可随时升级)、成员身份模糊(多维身份，成员转入和退出机制都比较灵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部落化结构的特征。如2021年3月，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下成立疫苗、关键与新兴技术和气候三个工作组，而同年9月又新增了基础设施、网络和太空小组。四国机制的多重战略模糊特征十分明显，甚至连名称也是新闻界所取。实际上其对自身的界定是明确的，只是以模糊性掩盖真实的对抗性、针对性而已。当前，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各种部落化的共识性联盟、集团政治等对俄罗斯等国实施政治、安全和国际舆论等维度的软遏制战略或弹性遏制，(13)导致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领域都显示出了部落化态势，改变了1990年代以来全球融合和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加剧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分裂和对抗。(二)从全球融合的一体化格局转向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新部落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各种形式的部落解构国内社会，使一体化的社会呈现出点状聚集和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14)近年来国际社会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特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融合与一体化格局日益被解构，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日益显现。第一，建基于泛安全观之上的多元价值链和分散的区块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吸纳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其中，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基于市场化原则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向着一体化方向推进，形成了建基于全球范围内国际合作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即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在内的资源出口板块，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板块，以美欧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板块，及其构建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循环。(15)但近年来，全球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格局被打破，美西方国家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泛安全化非理性因素考虑，在政策和实践中日益部落化。一些国家甚至宁可牺牲经济效率也要照顾国家安全因素。(16)西方臆想的“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非理性顾虑导致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被重构，全球贸易融通互惠格局被壁垒化，世界经济体系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碎片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转变为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十一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十五国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为代表的多边小圈子等。(17)2022年以来，美国又不遗余力地推销旨在将供应链和生产设施转移到所谓其盟友体系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18)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种泛安全化的新部落主义实践。第二，建基于身份政治的集团对抗呈现加剧之势。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政治领域的极端化表现就是身份政治，即人们之间的认同基准不是人类共同体，甚至也不是什么美国人、西方人，而是特定的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等一系列基于认同的身份。(19)一是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身份政治直接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如同美国国内政治中政党和政客放弃理性逻辑而诉诸迎合选民的情绪、情感，使后者从“我们可能是谁”与“我们可能成为谁”两者中进行无奈选择一样，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美国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的形象，炒作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身份对立。欧洲个别国家也自我描述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尤以英国脱欧和右翼势力反全球化思潮兴起为代表。他们把在国际竞争中的“失利”的账，对内算在了区域一体化头上而疑欧、退欧，对外算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搞“不公平竞争”上。(20)客观而言，欧洲地区的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欧洲地区的全球化，而英国脱欧和法、意等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都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严重的解构作用。更有甚者，美欧在国际上结成“受害者联盟”，发起一种基于国际身份的“新冷战”，解构全球一体化发展格局。二是以民主和威权为标尺的身份政治加深了国际社会裂痕。美国将其与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竞争。欧洲在内部有复杂的新老欧洲有关民主与非民主的对立；在外部也基于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的身份营垒而恶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在冷战期间都未曾中断从苏联的能源采购，但俄乌冲突后德国在对俄制裁和脱钩问题上十分决绝。如2022年8月1日停止进口俄罗斯煤炭，北溪管道被炸以后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2023年1月1日起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在对华关系上，欧洲基于意识形态因素无限期搁置来之不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第三，建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小院高墙”式技术联盟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格局。在科技领域，美国以“小院高墙”方式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打造部落化的技术联盟、产业联盟。“小院高墙”是由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在2018年率先提出的一项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手段。“小院”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在高科技竞争领域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高墙”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划定适当的边界，以保护其核心技术。某些技术一旦划定在“小院”范畴内，政府就大力度封锁以阻止其向中国转让。谷歌公司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向政府提交《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报告，从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战争安全风险和增速技术等四个方面为美国决策层界定核心关键技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美国政府据此构筑起国际技术壁垒：从5G通信领域的技术合作切入，到与盟友共同制定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规则；从在量子技术领域与盟国一道率先布局，到与欧盟在环保领域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21)“小院高墙”作为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精准打击的所谓“分岔”(bifurcation)战略，为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进行选择性脱钩发挥了顶层设计的作用。(三)从基于理性的物质性因素合作转向非理性纽带驱动的部落化部落化社会的第三个突出特征是结成部落的社会纽带是以非理性的感性因素为主，(22)而理性的物质性因素则显得不如传统那么重要。国际社会近年兴起的部落化发展趋势也主要以安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统摄，而传统的经济合作、贸易联系和投资关系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式微。各种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政治操作盛行，毒化了国家间互动的理性氛围。1.从安全到泛安全化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重要性就已经不断提升，许多国家都坚持综合安全观。如前所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分化重构主要不是基于市场规律形成的，而是由一些国家基于安全考虑而推动的。西方国家结成各种产业联盟、情报联盟并巩固传统盟友体系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理性国家在国家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行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解构全球一体格局的效应。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安全问题本来就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关切，那么“安全”何以成为国际社会非理性的部落结合纽带呢？如果将近年来西方发起的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等行为置于全球视野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寻求安全的所谓理性国家自助行为其实是非理性的泛安全化行为，其追求的安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安全，而是在“修昔底德陷阱”论推动下陷入泛安全认知误区的一种非安全领域里的安全化行为或安全领域里的过度安全化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将诸多原本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亦不做明确的威胁识别通报，只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夸大安全的威胁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23)西方国家已经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放性、市场化、自由贸易、一体化等基本原则和信仰倒退，从根本上动摇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全球化推向了安全全球化，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24)在舆论上，他们似乎故意犯了杰维斯笔下的那种国际政治的错误知觉而显得歇斯底里，在本该团结的时候分裂，在本该合作的时候对抗，实质上是假借安全之名行部落化之实，借机报团取暖、维护西方中心、美国中心和世界霸权。泛安全化政策与实践在决策者和民众中会逐渐塑造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的倾向，加重对所谓相对不安全的敏感性意识，并导致国家内部政治的保守化和对外关系的封闭性。如果无法长期实现绝对安全的目标，国家就会强化朋友和敌人的身份界定，造成过度的安全恐慌和趋势性误判，(25)习惯性地采取部落化的结盟途径实现目标，造成全球化进一步分裂。2.从政治到泛政治化泛政治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言行，是指把非政治领域的言行牵扯到政治领域，把不是政治的问题提到政治的层次对待，以致干扰正常政治议程，影响问题的解决。泛政治化现象是近年来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中的普遍现象，如美国国内许多社会议题往往涉及政治正确、新冠疫情防控的各种措施从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等。在国际政治领域，非理性的泛政治化行为也日渐“武器化”。首先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国内失业、社会不平等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不当竞争。如美国谷歌公司只是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被美国军方认定是帮助中国军方削弱美国军队科技优势；来自中国华为的5G技术被过度政治化操弄等。其次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如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泛政治化无疑加速了全球一体化格局的瓦解，推动国际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催生国际政治的“同温层效应”。(26)凡事政治立场先行，真相如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话语如何包装；敌友界定不再是理性评估的结果，而是源自振臂一呼激情追随的冲动。对自我与他者的界定简单二分，只选择生活于舒适的同温层，只选择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信息，而排斥立场相反的信息，不能做到理性权衡。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后，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27)而当泛政治化行为损害了各类国际行为体对权威，特别是提供世界稳定性的霸权国美国的信任时，也就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共识的失落。3.从价值观到价值观外交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认知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做出选择的一种尺度。价值观作为一种非物质的主观因素，受其植根的文化、宗教以及性取向等后现代因素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因素。美国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由于经历了经济发展与物质繁荣，因而从重生存(survival value)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转向重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而引发高度的被承认诉求，最终导致身份政治等社会困境。(28)因此，价值观是人们据以结成后现代社会部落的重要纽带。国家的价值观是指国家持有的对世界基本问题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的基本认知、评价和态度。国家的价值观和以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观外交是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驱动力的非理性纽带的重要一环。国家以价值观界定利益，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外交决策出发点和外交行为准则，而不以现实的物质性国家利益为基础性驱动力进行外交活动。(29)当前国际社会所普遍诟病的西方奉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偏狭、以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尺将其他国家定位为体系竞争对手或异类，实施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带有进攻性的外交方式。美国以世界的“民主灯塔”自居，赋予自己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权力，把不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秩序的集团和国家归为异类。拜登政府倾向于塑造一个基于西式价值观的同盟体系，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价值观同盟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奉少数国家构成的小团体所制定的规则至上而否定国际普遍认可的秩序与规范。(30)日本将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视作“善”，将与自己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视为“恶”，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如提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民主之弧”和“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等，凸显与中、俄、朝鲜等国的异质性和与美欧印澳等国的同质性，在亚太地区塑造对抗性的价值观联盟。七国集团、北约、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都在其宗旨和各种宣言中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同质性，以此与中、俄等国家分立。当前的价值观外交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联系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属于物质性因素决定的现实主义外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形塑一国外交形态的作用，但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建构国家关系性质的主要外交变量仍是理性因素，如经济利益等。而当前的价值观外交则是在形塑国家关系中能够发挥独立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的非理性因素。其蕴含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性推动着西方国家拉帮结派、建构精神层面的敌友关系，人为地划分出国际社会的部落化阵营。除了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中，价值观联盟也可在跨国的社会间形成。俄罗斯就运用保守主义理念，通过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和广泛的文化谱系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成功建构起一种跨国的社会性部落——以“虚拟的文化的疆界”在欧美内部寻找到同情者和同路人，如法国的极右翼势力。(31)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三重动因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源于近年来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和战略的调整。在西方战略思维中，如果继续按照全球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既有路径推进全球化的话，全球化可能向对其更加不利的方向演进。基于这一战略思维，西方通过非理性纽带结成排外性、竞争性的部落化联盟以增强自救能力，并冀图以此维持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一)西方为解决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所做出的战略调整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直接动因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始终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两对基本矛盾。当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演进到经济全球化阶段之后，这两对矛盾便随着全球化推进而变得不可调和。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生分离，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张力。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轨迹运行，但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却阻挠全球性的资本、资源配置，进而阻碍全球化进程。从理论上看，第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几乎是西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所无法克服的。而对于第二对矛盾，通过对近年相关国家参与全球化政策与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力图通过政策调整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启动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迁回国内，使资本回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控制力。从奥巴马政府2010年《制造业促进法案》(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开启美国的“再工厂化”，到2021年6月拜登政府提出的“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方案，都是着眼于确保供应链不受或少受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实施多元化布局，避免对一个国家太过依赖。(32)欧盟提出的战略自主、再工业化和日本模仿美国进行再工业化也都是着眼于解决这一矛盾。(33)而且，在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和新冠疫情影响叠加之际，产业链、价值链因遭遇风险而中断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国家产业的脆弱性经由全球化而放大，价值链在全球延伸的长短与其脆弱性基本呈现正比例关系。打造供应链主权、追求所谓国家安全成为西方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重构产业链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西方在其主导的区域和领域内加快推进有限度的国际开放与合作，使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尽量适应其经济秩序的扩张性诉求。由此，西方不断构建各领域区块化的供应链和俱乐部式的全球化模式，如四方芯片联盟、各种产业联盟和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等，无形中加剧了全球化向部落化的转型。从部落内看，完全的开放合作仍然存在，只是转型为限定在特定国际行为主体范围内。部落内某一领域的价值链仍是依市场原则构建，对内维持在较高的分工合作水平，相互依赖程度还在继续加深，并基于一套通行于内部的共享规则、制度和规范运行。四方芯片联盟虽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芯片产业链之外，但四方内部却可以在遵守联盟协议的基础上享受美国法案的补贴优惠，而且四方协商制定的共享游戏规则清晰界定了相互间的分工合作机制。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着眼于贸易、数字经济、去碳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去中国化”，而在其内部实施协商一致的排他性规则。这些措施缩小了资本流动的区域，缩短了供应链长度，增强了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适应力，但由于其对外的封闭性，在总体上还是制约了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国际贸易全球发展诉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区块化、碎片化，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分裂和解构。(二)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是世界百年变局下西方为维持霸权地位而重构全球化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建基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之上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式微。西方国家将其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力图通过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来维护传统的国际秩序。在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行为体经过长期的互动与磨合，从政治到经济等各领域共建了一套全球共享的规范体系。这套规范不仅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各行为体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长期以来，美国无疑是国际规范体系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然而，这种情形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弊端日益显露，国际社会普遍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结果是反建制、反特权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糅成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最终将新自由主义赶下神坛。西方世界的政治光谱亦随之转向，从而催生了普遍的反全球化运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动摇了西方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意愿和能力上都无力继续充当世界稳定器，亦需打造符合其利益、支撑其霸权的全球化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便开始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全球化模式。其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全球化的部落化转型，把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而其自身则稳居顶端。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价值理念、制度和文化霸权而采取的策略手段。(三)非理性政治思潮的兴起为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在西方积极寻求全球化新模式以图自救的过程中，近年来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和蔓延客观上为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一是民粹主义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纽带。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极右群体(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和全球化利益分配的失利者(中产阶级、蓝领工人、红脖子)所鼓吹的民粹主义，对内具有阶级性，反对超级阶级和大金融资本阶层独享财富；对外具有民族性，激烈反对全球化，以极端政策实施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34)这一群体并未认真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从根本上改革金融资本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管而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放大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将贫富分化等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从而造成经济问题政治化，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工具。二是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安全化的纽带。新民族主义丢弃了传统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礼仪，将内蕴于民族主义的某些危险甚至疯狂的本质因素在新的时代发展到极端，(35)催生本国第一、美国优先等极端狂妄心理。对外则强化地缘政治、权力竞争，实行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主义。把国家间正常的经济、科技合作关系打上国家安全的烙印，把整个世界拖入泛安全化的泥淖。三是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价值观纽带。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红脖子”身份等美国的复数性造成多元主义走向极端化而撕裂国内社会，西方政治社会氛围从自由、开放、包容逆转为孤立、保守、排他，走向保守、分裂、对立和极化。这种思潮外溢至国际社会，便是以所谓共享价值观结成价值观联盟对各国划界，推行价值观外交，分裂国际社会，以竞争取代合作、以分治取代共治。如拜登政府执政后，重拾被奥巴马政府一度“冷落”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并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以其所定义的“民主制度”划分世界国家阵营，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ies)，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美国的做法也得到英国等西方盟友的积极呼应，2020年英国约翰逊政府曾提议由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十个国家组成“民主十国联盟”，丹麦2021年也曾举办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可见，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新部落主义全球化提供了价值观工具。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影响及走向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推动世界融合一体发展的基本动力，特别是1990年代后，伴随着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而且成为重构世界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因素。但近年来的全球化发展性状则表明，全球化发展特征及态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这必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造成重大影响。(一)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固化国际社会分裂和大国竞争格局，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多元鼎立的经济区块和平行市场以及碎片化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既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特征，也是固化当前大国竞争格局的反推力，并最终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普遍预测，在未来的“关键十年”，中、美(东与西)力量对比的天平很可能倾向中国一边；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南与北)的力量对比天平也很可能向南方国家倾斜；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块的活力也明显大于欧洲和北美板块。按此路径演进，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竞争中取得与其他区块更加平衡的实力，国际社会由此进入一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所憧憬的“均势”。但从现实分析，作为“均势”格局中快速崛起的一方，无论中国、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存有通过经济恶性竞争、地缘政治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争夺、建立世界霸权的意图。新兴国家的崛起只会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因此，“关键十年”过后，随着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继续深入演化，新的世界格局会被倒逼出来，即欧美不但可能丧失全球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丧失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世界也由此进入东西方相对均势的多极化格局。(二)全球化呈现出地区转向，加速区域一体化和融合进程在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过程中，除了各种非理性的联盟的结成，区域一体化和各种形式的地区融合也是部落存在的重要形式。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建立世界市场、推动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互嵌的一体化格局，但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导的无节制的市场模式却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乃至世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36)那么，在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背景下，那些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的国家应如何保持对外开放、合作并以此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呢？在新部落主义全球化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性选择是在尽可能大的区域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价值链和分工体系，重组最大化市场。无疑，区域一体化和地区融合将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无可规避的选项。因此，既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等，其区域一体化机制将得到加强和重视。亚洲开发银行2023年2月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近两年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依然在稳步推进，展现出巨大的韧性。(37)CPTPP和RCEP等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受到更多重视，诸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RCEP等国际机制的参与国都利用地理区位的毗邻、交通的便利及既有的融合基础而实现扩容、赋能，最终推动区域一体化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推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部落主义推动了全球化的地区化转向，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转向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态。(三)从阈限期到阈限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尽管当前世界正从开放合作融合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峰转向新部落主义范式的低谷，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背离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受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必定经历高峰低谷的进程，当前全球化所呈现的新部落主义形态正表明了全球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曲折性。正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指出的，全球化本身会产生许多变异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全球化的基本向度。(38)因此，他针对新自由主义一元主义的全球化模式而提出了全球地方化的概念。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鼓吹西方本位的全球主义，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但近年西方国家的政策与实践表明，他们已从全球主义后退至保守的新部落主义，抛弃了自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曾怀有较强本土意识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突破民族主义藩篱，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依然寄托于全球化实现发展。金砖国家集团近年来以开放包容理念打造全球化新模式，不断以“金砖+”的形式扩大开放合作，努力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就是明证。(39)另外，中国2021年9月提出的坚持以发展优先、普惠包容等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吸引六十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提出的倡议与实践表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逆转。由此可见，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低谷并非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而是新老模式全球化相交的阈限期，(40)注定是新型全球化诞生前夜的阵痛期。在这一阶段，全球化原有的结构和秩序被重新审视和优化而经历一种反结构的转化。西方旨在挽救自身颓势而推进全球化老模式的转型，新兴国家也追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新模式。二者殊途同归，一道加速全球化的转型。同时，鉴于世界各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紧密互嵌，虽然世界各区块、部落之间竞争、博弈激烈，但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完全隔绝和分离，这就是当前全球化“分而不裂”的真实写照。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化将进入阈限后阶段，即从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形态进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的、由新兴国家主导和引领的新型超级全球化，全球化的内涵、模式、指导理念等都将得以重构。这种重构的全球化一定是既满足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和人类物质生活的理性逻辑，也充分具备包容、普遍和公平、正义的人文关怀，实现传统理性与现代价值的融合。全球化到底向何处去？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需要做出回答的理论问题。当前，西方为摆脱全球化“失败者”身份而自救，趋向于以部落化结盟方式抱团取暖，解构开放、合作的一体化格局，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最终导致各领域全球化出现更深层次的碎片化，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将各国紧密联结起来的全球化各构成要素。同时，基于大国竞争、地缘竞争冷战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误区，诉诸非理性的联系纽带建构价值观同盟和意识形态体系分裂国际社会，形塑对抗性国际关系。这些因素都将全球化推向一种后现代性的部落化发展态势。当前西方国家日益强化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操作，本质上是以所谓部落化的多边主义为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借维护国际秩序之名，行解构全球一体化之实。如美国表面上借助结盟、扩盟和固盟行为在新的部落化共同体中协调经济贸易、安全、科技政策，实际上却是将贸易问题“武器化”、高科技领域合作“武器化”，拉拢盟国强行阻挡全球化进程。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同盟、共识性联盟不过是一些国家一味谋求私利、扩大化的“本国优先”策略而已。虽然当前全球化受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良性运行受到挑战，全球一体化格局被解构并陷于动荡和分裂，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全球视野的广阔视角之下来看，新部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和向度，并非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经历了一段新老全球化模式相交的阈限期之后，全球化又将转向新的发展模式。注释：①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②参见鞠建东等：《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经济学报》2020年第4期；钱乘旦：《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区块化”》，《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1期；余淼杰、蒋海威：《RCEP到CPTPP：差异、挑战及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张蕴岭：《关于国际区域治理的思考(四)》，《世界知识》2022年第8期。③王栋、黄宁：《论百年变局下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新发展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④赵明昊：《动荡世界的“危机时刻”——全球政治形势》，载《冲突与动荡：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2》，第5页。⑤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许轶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法文版序言”第3页，第98页；王赟：《“群体沉醉”与“小确幸”：后现代社会就在我们身边——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⑥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vol.97,no.5,2018.⑦⑧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第24页，导读第V页。⑨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⑩参见贾平凡：《美国用“集团政治”撕裂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2月4日，第6版；杨鲁慧：《超越同盟政治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11日，第3版。(11)张家栋、王祥宇：《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由来和发展趋势》，《国际观察》2022年第4期。(12)Signals intelligence,https://www.asd.gov.au/about/history/decoded/215-sigint; https://www.techtarget.com/whatis/definition/SIGINT-signals-intelligence.(13)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5期；张文宗、王靖元：《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4期。(14)(22)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第103页，“法文第三版序”第14、98页。(15)鞠建东等：《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经济学报》2020年第4期。(16)(24)冯维江：《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17)曹远征：《去全球化？新全球化？世界产业重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危”与“机”》，中国日报网，2013年1月12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1/12/WS63bfa259a3102ada8b22aded.html。(18)美国要建的“友岸外包”供应链科学吗？日经中文网，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49087-2022-07-14-05-00-00.html?start=0。(19)约翰·福瑞：《美国的后现代政治》，高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20)崔洪建：《全球化与一体化对欧洲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21)凌胜利、雒景瑜：《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动因、内容与挑战》，《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23)郭锐、陈馨：《“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江涌、朱卫年：《美国“泛安全”问题探析》，《经济导刊》2021年第3期；蔡亮：《“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日本学刊》2022年第6期。(25)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26)《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同温层本来是一个气象学名词，主要是指在平流层温度最低、变化最少的一个区域。现在同温层被形容为一种效应，主要是指人类在生活或者网络世界中，信息的流动与同温层大气非常相似，人们只愿意接受与自己立场相近的观点，对其他视而不见，彼此间的对话变得愈加困难。(27)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28)李艳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实观照与理论旨趣》，《人民论坛》2020年第4期。(29)熊炜、姜昊：《“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30)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31)冯玉军、文龙杰：《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评析》，《国际论坛》2023年第1期。(32)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Task Force to Address Short-Term Supply Chain Discontinuitie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8/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supply-chain-disruptions-task-force-to-address-short-term-supply-chain-discontinuities/.(33)孙丽：《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研究》，《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34)Evan Osnos,"Wildland:The Making of America's Fury," Farrar,Straus and Giroux,September 14,2021.(35)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36)刘玉安：《西方社会贫富分化现象透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4期。(37)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3,p.5.(38)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39)徐秀军：《金砖国家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前行》，《世界知识》2022年第14期。(40)阈限原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后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是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过程。阈限的时空具有模糊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 ...

卢正涛：政党的谱系：基于国家建设视角的分析

内容提要：政党类型学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政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理清政党谱系的根本依据。当代世界有三大政党谱系，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关 键 词：政党  谱系  国家建设 一、问题的缘起现代政党诞生于19世纪中期，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作为政党雏形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随着政党的产生，政党政治成为当代世界重要的政治现象。迄今为止，除亚洲的文莱、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非洲的斯威士兰和欧洲的梵蒂冈，以及大洋洲的图瓦卢、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极个别国家无政党外，其余国家都是由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的。①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政党，阶级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为了某一特定议题如环保等组织的政党②均有。政党乃人类继国家之后在政治上的伟大发明，是在国家与社会发生相对分离情况下能够把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的组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地位与作用无与伦比，以至现代政治被等同为政党政治。政党的作用因国家不同而各异，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需要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西方政治学在政党分类研究上长期掌握着话语“霸权”，其根据政党数量对政党所作的分类(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学界、政界都有巨大影响。18世纪，大卫·休谟把英国的政治派别分为情缘派别与实在派别，开创了政党类型研究的先河。③经过几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政党分类研究俨然成为一门之“学”——政党类型学。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遵循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等技术路线。政党是特定的政治组织，依据政党的组织结构，可以将政党划分为若干类型。法国政治学家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把政党分为核心型党(the caucus parties)、干部党(the cadre parties)、群众党(the mass parties)和信徒党(the devotee parties)等。④在迪维尔热分类的基础上，英国学者韦尔(Alan Ware)指出干部党与群众党实际上应为精英党和群众党，认为干部党是政治精英组织，其目标是使本党候选人当选。⑤政党与政权紧密相连，如何将社会(选民)与国家(政府)联结起来，需要政党发挥作用，从政党的功能角度来研究政党类型是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政治学家纽曼(Sigmund Neumann)将政党分为个体代表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integration)，认为个体代表型政党主要表达的是具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整合型政党的功能则是政党以自身的活动把党员与群众融入以政党为中心的社群。⑥政党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政治学非常注重从历史主义角度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20世纪初，韦伯以政党在英国的兴起与演变历程为线索，提出了贵族政党、名门望族政党和群众性政党等三种历史类型政党的划分。⑦1995年，卡茨(Richard S.Katz)和梅尔(Peter Mair)在迪维尔热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以来政党研究的新进展，把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和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四种类型。⑧组织学、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条路径虽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政党的类型，但各自又都存在着优缺点，如何既能吸取三种研究路径的优点又能克服其缺点，一种新的研究路线——整合主义产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冈瑟(Richard Gunther)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他们先以政党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分析维度，把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基于群众的政党、基于种族的政党、选举主义政党和运动型政党五个大类，而后综合历史主义、组织学和意识形态等维度，进一步把五大类政党细分为十五个子类政党。⑨西方学者对政党类型化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认识；亨廷顿、戴蒙德等人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将其他学者没有考察的政党纳入政党类型研究的范围，扩充了政党类型学的知识库。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观使他们在潜意识里把西方政党模式理想化甚至“模特儿化”。中国政治学深受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影响，曾长时间接受按照政党数量多少所作的政党类型划分。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深感自主知识匮乏的中国政治学界意识到，必须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这座富矿以建构政党分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据此提出了“先锋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等概念。⑩但学者们也深知，仅仅基于中国的经验还不足以支撑政党类型学的建构，必须放眼世界，从政党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发展演变、参政与治国实践中去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的政党类型学。姚中秋在研究中引入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政党划分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以及居于两者之外的“超凡魅力型政党”等类型。(11)我们认为，从谱系学上去对政党类型进行研究甚为必要，因为无论政党怎样发展变化，都可以从谱系上找到它的源头和演化的轨迹。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建设无疑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也是理清政党谱系的根本依据。二、国家建设：政党谱系学发生的理由国家建设或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一个基于欧洲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概念。(12)在政治学中，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一般指中央集权政体或一套有效的集权制度体系，有时也称为“有效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直接之治”，现代国家依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制度体系对领土上的居民实施直接管理。“现代国家将更大范围内例行的、正式的、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制度加于其公民和地域上”。(13)二是以全体居民的认同作为统治的基础。全体居民已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民族)，以国家认同作为最高认同。对任何国家来说，创建或维系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是国家建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国家建设并非纯粹是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在国家内部生成的过程，它同时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制约。国家建设大体包含这几项任务：第一，创建并维系“现代国家”或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14)国家建设最初由君主发动。君主建立常备军，消灭封建诸侯，完成了权力的集中。为了支持战争和对领土实行有效管理，君主创设官僚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机构)，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第二，铸造民族，以“同质社会”支撑现代国家。君主在依靠国家机关对居民进行管辖的同时还通过统一文字、建立学校等机制，逐渐把有着不同政治忠诚的居民变成王朝国家的臣民。臣民是经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15)的、忠诚于君主的整体，是“同质社会”形成的标志。然而，君主个人的利益与作为整体的臣民的利益不尽一致，引发君主与资产阶级间的对决，结果是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作为整体的臣民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因此，所谓支撑“现代国家”的“同质社会”，是指基于统一的公民权利、拥有国家认同的民族。第三，塑造回应性政权。国家建设并非国家权力单向性地向社会渗透、整合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政府)以业绩取信于民的过程。在依靠法定程序取得公民授权的同时，国家(政府)必须以良好的服务回应民众的诉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构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第四，推进社会整合。工业化引起社会的分化，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现代国家采取赋权等形式，逐步将被排斥在政权外的阶级成员吸纳进体制中，从而完成对社会的整合。第五，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任何国家都不是在孤立封闭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的，总是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因素是发端于16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6)一些国家因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而占尽好处，限制、打压其他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另一些国家则因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边缘地带而备受其害，客观上要求反抗该体系。无论是维护还是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争取、营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环境。政党是国家建设推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国家建设就没有现代政党，更没有各谱系的政党。如果以是否参加第一次工业化或在第二次工业化中赶上来，以及是否参与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标准，则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17)对于政党谱系的考察，可以按照先发国家的政党与后发国家的政党来分别进行。在先发国家，政党是在“现代国家”已经存在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是西欧国家启动、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仅确立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工业化的加持下终结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列的东亚等区域性国际体系，推动起源于北大西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了。联邦化的美国和明治维新后实现集权的日本加入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行列，与西欧国家一道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西欧、美国及日本居于这个经济体系的顶端，在生产、资本、贸易和技术上雄霸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他们在军事、文化—知识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二是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不平等和霸权是西方文明的基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质上是世界政治体系。(18)核心国家竭力挤压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对边缘地区的国家推行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依靠世界体系源源不断地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攫取超额利润，不择手段地打压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发展，借以维持国内的社会秩序。(19)先发国家的政党在国家建设上的任务主要有：一是在现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制度建设。这涉及国家与社会、行政与立法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关系的调整。一方面，推动政治民主化，以民主政治塑造国家的合法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适应了民主化的需要。“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看，政党政治与现代国家构建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政党政治植根于近代‘民族国家’之内，但它又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属性，政党成功地利用‘民族国家’的母体，把‘民族国家’驯化成‘民主国家’。”(20)另一方面，通过提供福利的方式，推进对社会的整合。二是利用世界体系。依靠世界体系向边缘半边缘地区转嫁国内矛盾，将世界体系当作社会的减压阀；压制、牺牲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发展，维护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概言之，政党在先发国家扮演完善现代国家的角色。“一般而言，在早发内生型国家，政党及政党制度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21)除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之外的国家可归为后发国家。这些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半边缘边缘地带，大部分是二战结束后被卷入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22)其国家建设面临较大的难度。首先，创建“现代国家”异常急迫。后发国家缺乏“现代国家”理念甚至没有“国家”，(23)必须在较短时间且国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权力集中，创立能覆盖全部领土与人口的“现代国家”，实现有效的管辖与治理。其次，民主化压力大。先发国家先有中央集权化的治理体系，而后才有政治民主化，有能力和时间逐步化解民主化带来的压力。后发国家没有这样的好运：“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个特殊的难点。”(24)它们在现代化尚未启动或启动不久便遭遇民众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诉求，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压力，严重冲击处在初创阶段的集权制度体系，导致国家治理低效或无效，政治动荡频发。再次，传统势力阻碍社会整合。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要么由殖民者拼凑而成，如非洲国家，要么因殖民统治而建，如现代印度、马来亚和拉美国家。在殖民统治前或无国家经历，或虽有国家经历但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既未发生革命又没经历社会改革，传统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强社会”与“弱国家”并存。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是披着“多元性”外衣或伪装成“多元社会”的传统社会，(25)抗拒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致使中央集权政体难以建立，虽有制度却治理低效或无效。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束缚。20世纪以前，存在着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自主完成工业化的“窗口期”，西欧国家、美国及日本之所以能够追随英国迭次实现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就是抓住了“窗口期”关闭前的机会。进入20世纪，已经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任何国家或地区如要在该体系内完成工业化，就必须获得核心国家特别是霸主——美国的允许，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哪个不是这样？后发国家一方面要争取获得“允许”，另一方面要通过建构强大的、及时回应民众诉求的“现代国家”以反抗世界体系，谋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后发国家的政党必须将社会变革列入国家建设最优先的议程，在摧毁或改造传统社会、塑造“同质社会”的过程中建立“现代国家”。与此同时，政党面临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化问题，应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把以民生促民众的国家认同、推进社会整合与完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紧密结合，以“有效国家”反抗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应对核心国家的施压、制裁乃至断供、脱钩和封锁等。因此，后发国家的政党的使命是创造现代国家而不是去完善现代国家。但是，只有极少数后发国家的政党成功坚守了这一使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在动员、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后或主动弃守“创造现代国家”的使命，或在外部压力下蜕变为先发国家政党的蹩脚模仿者，成为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乏善可陈。从上述分析可知，国家建设是造就不同谱系的政党的根源。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政党谱系，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三、当代世界政党的三大谱系(一)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先发国家的政党当政党登上国家建设舞台时，先发国家已经拥有“现代国家”及支撑“现代国家”的“同质社会”、正在迅速扩展且即将把世界连成一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政党的使命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现代国家，其作用集中体现为推进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塑造回应性国家政权和维护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阶级)整合是政党的使命之一。政党主导的整合是“同质社会”内部的整合。虽然建立了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但绝大多数国民被排斥在现行体制外，不仅工人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就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没有选举权，国家合法性基础虚弱；工业化加剧社会分化，客观上也要求对社会(阶级)进行整合。整合采取国家给予公民政治权利(选举权)和社会权利(特别是获得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权利)的形式，按先政治权利后社会权利、先社会中层后社会下层次序进行。在英国，1832、1867年两次选举改革给予中小资产阶级选举权，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的整合。1867年选举改革还开启了对工人等社会下层阶级的整合。1948年全民获得选举权，标志着以政治权利整合社会阶级进程的结束。其他先发国家虽然在给予选举权进程上与英国存在差异，但都是在1945年后完成阶级整合的。赋予社会权利主要针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承担国家责任，向劳工及其他民众提供工伤保险、社会救济，实行义务教育等。二战后又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提高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实现了以社会权利整合大众的目标。现代国家追求治理的有效性，而有效的治理表现为国家有效管控社会，更体现为国家权力渗透进社会并与社会协商，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用迈克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拥有“建制性权力”。(26)“与社会协商”意味着国家政权是回应性的。所谓“国家政权的回应性”，是指国家政权及时对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通过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或者化解民众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政党在取得国家建设主导权后推进政治民主化，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行政制度，建立文官或公务员制度等，以及在就业、救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广泛进行立法，调整国家与社会、立法与行政以及行政内部的关系，努力回应社会的要求，提升国家机关的效率，使国家适应工业化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是先发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各政党极力加以维护。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曾非常直白地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无论就国家还是人口而言，位于上层的从来只占少数。这种结构对维持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世界体系由于这个结构的存在而存在。”(27)先发国家维护该体系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均推行殖民扩张，武力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培植亲西方者，将政权移交给这些人，继续控制、支配和奴役这些国家。二是敌视、颠覆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无论什么国家，只要发展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威胁时，就对其实行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强制脱钩等。三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半边缘边缘国家的政权，削弱其治理能力。四是操控国际规则，限制、阻碍后发国家的发展。当现行规则有利于先发国家时便要求后发国家遵守规则；在现行规则阻止不了后发国家发展时，便弱化、虚化现行规则，甚至“制定新规则”以排斥特定国家。(二)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后发国家从一开始就由政党主导国家建设，同时面临着创建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与塑造政权的回应性、形塑“同质社会”与推进对社会(阶级)的整合，以及通过加入或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等诸多任务，由此决定了后发国家政党的使命不是完善现代国家，而是创造现代国家。从世界范围看，只有中国、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的政党扮演了现代国家创造者的角色。首先，把创立“现代国家”与塑造回应性政权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国家各项制度的建设，以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完成了创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人民行动党1954年成立后即投入新加坡民族运动并取得运动的领导权，赢得1959年自治后的首次大选，进入了“原有”国家体制，(28)新加坡1965年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强力推进制度建设，留用前政府官员并进行政治改造；创立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架构，如设立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等；强化对社会的引导，扩充民众联络所和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创立了“现代国家”。中国和新加坡还把建立“现代国家”同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为抓手，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和政权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使广大人民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与权利；实施工业化战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人民从贫困走向小康，充分展现政权的人民性特质。人民行动党顺应民众期盼，从解决住房和就业两大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满足民众的需求。在执政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加坡兴建了2.6万套组屋，极大缓解了民众的住房难；(29)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独立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失业严重问题，制度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回应性得到鲜明的体现。其次，将形塑“同质社会”与推进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相结合。从中国、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执政党依靠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同质化，又通过社会整合弥合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裂隙。社会变革摧毁了旧的社会结构，把所有人拉到平等起跑线上，塑造出一个“无差别”社会。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塑造出“同质社会”。随着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生显著分化。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消除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30)在社会整合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初即严打私会党，设立民众联络所等基层组织，实行种族平等政策，努力塑造“同质社会”。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民行动党精心安排社区、楼栋的种族比例，(31)增加种族接触机会，促进种族交流，铸造有共同国家认同的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结构。(32)为了缓解贫富差距，人民行动党除了给予低收入者在购买组屋方面的优惠外，还通过派发股票，给予低收入者较多的支持。(33)人民行动党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种族、阶级的整合。最后，通过加入或退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每个国家从世界市场获取资源提供了可能。但能否获取、利用取决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有很高的自主性，把握机会的能力极强。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两次机会。第一次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终结了旧中国的依附地位，第二次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新挂钩，有效利用了世界市场。(34)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经历两次分裂，虽然从群众型政党变回精英型政党，(35)但却摆脱了对工人阶级的依赖，获得较强的自主能力。鉴于新加坡是依靠贸易生存的弹丸小国，人民行动党执政伊始就确定依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谋发展的策略，充分利用先发国家提供的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等资源，成功实现工业化，把国家建立在现代经济社会之上。(三)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在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政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很快放弃“现代国家创造者”角色而试图扮演“现代国家完善者”角色，变为游走在二者之间的政党。结果，“现代国家”或中央集权政体仍是这些国家最需要的东西。首先，这类政党既未完成创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也没能塑造出回应性国家政权。回应性国家政权建立在“现代国家”基础之上，没有“现代国家”就没有回应性国家政权。在实现民族独立但创建“现代国家”任务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政党转向扮演“完善者”角色，显然是放弃了它的国家建设责任。因为此时的政党仅仅是社会一部分而不是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代表。缺乏“现代国家”，就不能把代表社会“多元”的政党聚合到一个框架中，从而将“分散”的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缺乏“同质社会”，政党不是作为“社会整体之一部分”而是作为“与社会整体相对立之一部分”而存在，无法“迫使”各个政党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反映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结果，相互竞争的政党，迟滞、阻碍了国家制度的完善和权威的树立，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政府)无力回应、满足民众的需要。其次，这类政党放弃“创造者”职责而去扮演“完善者”角色，既没能塑造出“同质社会”，又加大了社会(阶级)整合的难度。以传统社会势力为基础的政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致使传统社会普遍被保留，如拉丁美洲与非洲“普力夺社会”、非洲“强社会”、中东“伊斯兰社会”和印度“种姓社会”等。(36)这些各色各样的“强社会”抗拒国家(政府)把“异质社会”改造成“同质社会”。与此同时，政党为了推动工业化而实行差异化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异质社会”的异质性，使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难上加难。例如，在拉丁美洲，由于工会组织性强、势力大，政党为了选票牺牲了整个社会。“强有力的工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通过谈判达成毫无疑问提高其成员生活水平的协议。但这些法定的措施很少到达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37)最后，这类政党游走于“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无力争取到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虽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是先发国家掠夺与压榨后发国家的体系化结构，但后发国家却又摆脱不了它，还必须依靠它提供的资源推进国家建设。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不仅没能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的资源推进现代化，反而加深了对先发国家的依附。原因有二：一是在“同质社会”缺失的情况下仿效先发国家搞党争民主，导致政党沦为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直接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国家失去了利用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二是在物质资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效法先发国家强推社会福利，不仅国家无力承受、无法持续，而且福利水平低下、覆盖面很有限，更严重的是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能，吸引不了投资、技术等以改善经济结构，只能依靠原材料出口，更加依赖先发国家。四、结语政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国家建设构成了政党谱系划分的依据。在先发国家，政党是在以往政治主体奠定的基础上接手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同质社会”和世界体系等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条件已经造就。权威、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规范着政党的行为，引导政党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国家认同作支撑的“同质社会”迫使政党从“社会整体”角度来把握和反映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将其诉求输入现行体制中，既有助于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为政党提供了实施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所需的资源。完善现代国家是政党产生的根源与发展的要求，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改变不了国家建设既有的逻辑。从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竞争性政党制度更有利于政党执行完善现代国家的使命。在后发国家，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初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先发国家，虽然有了名为“××”的国家，但却没有“现代国家”甚至是“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由“现代国家”塑造的“同质社会”，更为严重的是，后发国家一诞生即已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锁定”，始终处于先发国家支配之下，成为待宰的“羔羊”，不是被当作殖民奴役的对象，就是通过工业化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掳走。因此，创造“现代国家”至关重要。后发国家的政党应紧扣创建、维护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这一中心任务，以社会变革为基本手段把“异质社会”改造成“同质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为抓手增强国家政权的回应性，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审慎对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令人遗憾的是，只有中国、新加坡等后发国家的政党践行了创造“现代国家”的使命，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弃守了本应扮演的角色。归纳起来，当代世界存在三类政党，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注释：①详细的讨论见柴宝勇：《政党政治的概念、框架与实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8页。②美国学者邦妮·梅基德在研究传统政党对单一议题的小党的影响时第一次提出了“利基政党”概念，参见Bonnie Meguid,"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347-359。③[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9-44页。④参见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r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 Co.Ltd,1954。⑤[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⑥Sigmund Neumann,"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World Politics,vol.6,no.4,1954,pp.549-566.⑦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244页。⑧Richard S.Katz,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1,No.1,1995.pp.5-28.⑨[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2页。⑩参见汪仕凯、王冠亚：《超大规模政党的建党逻辑：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共同推进》，《中国治理评论》2019年第1期；陈周旺、申剑敏：《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学海》2021年第4期；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11)姚中秋：《中国何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新的政党类型学的内在解释》，《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12)参见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3)[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6页。(14)[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15)参见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16)参见[美]依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7)严格说来，只有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他的都不是。但是，从现代化进程看，西欧的法国、德国等和美国紧随英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化，日本在第二次工业化中加入。从世界体系角度看，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型前，世界还存在自主现代化的窗口期开始现代化历程的。从总体上说，他们与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现代化的其他国家确实不同，因而构成先发国家。(18)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19)参见杨光斌：《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西方政制》，《北京日报》2021年5月24日；姚中秋：《现代政党演进逻辑中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体系视角的解释》，《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20)许忠明：《民初政党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1期。(21)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22)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8-142页。(23)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在1939年前后，英属热带非洲有领土188万平方英里、人口4311.4万，但总计仅驻扎了938名白人警察和士兵、1223名行政官员、178名法官，总体比例约为1∶18432。如此悬殊的官民比，使得独立后的几个国家缺乏必要的管理机构。参见A.H.M.Kirk-Greene,"The Thin White Line:The Siz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ervice in Africa",African Affairs,1980,Vol.79,No.314,pp.35-39。(2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68页。(25)学界有关“多元社会”的讨论，是建立在对第二次工业化后的欧美国家社会的分析之上的，因而“多元社会”是现代意义上的，是有民众认同国家、民族等基本共识的“多元社会”，与没有经历工业化的后发国家的“多元社会”相去甚远。(26)参见[澳]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8-9页。(27)路爱国、[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28)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29)叶添博、林耀辉、梁荣锦：《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9页。(31)参见张利生：《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政策及其社会功效》，《当代亚太》1997年第3期。(32)参见范磊：《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页。(33)Gavin Peebles and Peter Wilson,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Past and Future,Edward Elgar,UK & USA,2002,pp.250-256.(34)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辑。(35)李路曲、王晓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现代化导向与治国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36)杨光斌：《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37)Daniel Levy and Gabriel Székely,Mexico:Paradoxe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Westview Press,Inc.,1987,p.146. ...

钱海：民学：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转化

内容提要：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基因，精华与缺陷并存。有必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指引下，以民性、民需、民心、民主、民动、民立为主要内容，建立既传承传统民本思想精华，又具有时代内涵的民学新学科，推动传统民本思想向科学理论体系转化，使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焕发生机与活力。关 键 词：民学  民本思想转化  民性  民需  民心  民主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及其转化见仁见智，观点之多蔚为大观。然而，深入梳理便会发现，一些研究简单套用西方民主、民权等概念来衡量比较、作出价值判断，往往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出现认知上的偏颇；一些研究袭用先哲所涉民本论述，一头扎进传统文化寻求“灵丹妙药”，提出所谓“儒家民主主义”等治理模式，不免遭受食古不化的诟病。经过百余年的探寻，符合实际而合理可行的路径应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指引下，建立既传承传统民本思想精华内容，又具有时代内涵和当代表达形式的一门新学科——民学。一、传统民本思想向当代民学转化的必然性“民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1943年，谢扶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一书中指出：“中国五千年来之政治思想，实为一气呵成，可作一副整个图书来看，因其无非发挥一个‘民’字，故全部得称为民学。”①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五千年来政治思想的“登峰造极”，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民治之说的融会贯通，“盖此主义能推陈出新，使传统的民学晋为科学的民学(Scientific demosim)”，认为“三民主义”是“民学”发展由传统转为科学的重要标志。他抓住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问题，试图把它上升到一门科学的高度。然而，因时代条件和种种因素，这一概念提出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未引起大的反响和跟进性研究。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是在艺术学领域。1948年8月，黄宾虹在上海美术茶会上作了题为《国画之民学》②的讲演，意旨要把人民大众作为美术创作表现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关于民学的一个新解读，是蒋国保教授在2016年和2021年提出的。③他所讲的“民学”，指的是儒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在立场、观点和导向上由“士”转向“民”，从而实现儒学的世俗化。综上所述，“民学”一词，或用来概括传统民本思想，或是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来评价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或是另有其他解释，但都未涉及构建现代学科体系问题，对“民学”的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研究框架、逻辑结构和基本方法等诸多问题均未进行有效的探讨。谢扶雅曾明确指出“我固有‘民学’之如何更积极地、充分地‘科学化’，乃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之必然趋势”④。民学在当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学术逻辑、现实逻辑的必然产物。构建民学是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理念，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之道，极具启迪和借鉴价值，但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标准，它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传统民本思想主要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上王朝更替衰亡的教训，对涉民问题形成的感性认识和经验判断，多数时候体现为一种直觉体悟式的政治思维。思想家们提出民本思想，更多的是在以史为鉴基础上，对君王治国理政提出的诫勉、提示和良好政德的倡导。尽管他们的一些主张具有穿越时空的理论价值，但总体上看对“民”的认识比较碎片，散见于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农、杂等各家学说，不够系统和严密，也未能从根本上回应涉民的若干重大问题。首先，对究竟什么是“民”，没有准确的定义、清晰的外延，进而制约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历代文献中屡屡出现“民”字，但其含义非常复杂，概念较为模糊。如，“民”可以指除了君主之外的人，可以是除了“君”“臣”之外的人，可以指士、农、工、商四种群体，可以指排除农民的市民群体。其次，研究重点没有真正聚焦在“民”上。民本思想“不乏对民众的同情和怜悯，但出发点和归结点始终在君主一边”。⑤由于着眼的是君主，古代思想家们尽管主张关心民瘼、体察民情，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调节君民关系上，对民的特性、本质等问题，并未从更深刻的层次上去考察研究。再次，缺乏对原理规律的归纳提炼。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整体性、直觉式、重体悟等思维特征，使古代思想家们对于涉民问题的研究，往往偏重于针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经验现象进行概括总结，其导向最终往往走向精神层面的自我反思和道德提倡，而不太注重对民这一客体的对象性认识，对民众运动现象背后的实质、规律和原理等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揭示，因而在古代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往往成为一种“驭民”“治民”之术，未能上升到更为科学、理性的认识层面。当然，人的认识在任何时代都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对涉民问题的思考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范畴、论断，代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水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传统民本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内涵、演进完善、开放融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点。进入近代，随着国门大开，西方思潮涌入，传统民本思想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对传统民本思想既有传承更是极大突破，赋予其新的鲜明的时代内涵，代表了传统民本思想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传统民本思想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曾断流的重要思想理论，使中国政治运行具有区别西方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中国式的治理模式。今日之中国来自昨日之中国，是数千年文明孕育的结果，从三皇五帝到孔夫子，再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汲取其中的积极养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守正创新。建立民学，就是根据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概念、范畴、内涵等进行形式改造、拓展延伸、增补充实、规范完善，剔除不符合时代需要、过时消极的内容，弥补其内在的缺陷和短板，使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焕发生机与活力。对“民”这一特定对象，应有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目前，有若干学科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但它们都是基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和层次对人某方面的属性、特点等进行研究，并非整体地研究人。“民”当然是人，但属于相对国家政权而存在的有特定关系的现实的人，这里的“人”是一种社会身份，与人类学、人学研究的“人”显然不能画等号，需要有专门学科予以研究。民学将对处于政民关系中的“民”这一客体进行诸多学理审视，历史地考察研究民的发展阶段，展望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⑥的前景，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愿景。民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有助于填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空白。应深入吸收哲学、法学、人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以及大数据、算法等现代技术，对涉民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目前分散在各学科涉民的碎片化认识进行系统把握和有机整合，形成对民的整体性认识和科学判断。民学的构建顺应了时代和现实需要，体现了“合为时而著”的精神。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政体在走向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个体与社会、与政体的关系，个体对本民族(族群)、本国家和地区的群体认同都产生了深刻变革、调整与重构，由此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涉民理论和文化思潮。有的国家企图模糊制度差别、抹杀民族差异，将某种涉“民”的观点当成“唯一准则”，绝对化、神圣化，用一种民主模式改造其他民族，强迫别的民族和国家接受和采纳自己那套价值观，进行所谓的“民主输出”，造成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崩溃、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类似这样的思潮在全球发酵蔓延，造成一些国家的普通民众生活动荡、利益受损，甚至被威胁到了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针对这样的现状，思想界、理论界尽管也进行了诸多研究与争论，但目前尚未从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有力的理论武器对其进行系统的批评，也未对国家政体如何解决其造成的各类涉民矛盾冲突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为构建学科提供了契机和线索。正如梁漱溟先生曾说的那样，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构建当代民学，其理论旨趣即在了解时代之需、回应时代关切、发出时代声音，为阐释纷繁复杂的涉民实践，解决涉民问题提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支撑。二、理论基石的转化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内容为民学奠定了宝贵的思想基础，但是，民本思想家的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使其在理论认识、价值目标与实践趋向上出现重大缺陷。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这是民学克服传统民本思想局限，实现向科学理论体系转化的关键所在。考察传统民本思想，可以发现其内存的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体现在对“民”的地位的认识上。民本思想家一方面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君舟民水”作比喻，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民贵君轻”，要“畏民”“重民”；另一方面，又在态度上轻视民众，将民众看作愚昧无知、需要被统治教化的群体，甚至蔑称其为“草民”“贱民”“蚁民”，提出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⑧“有道之国，务在弱民”⑨等“愚民”“弱民”的治民方略。二是体现在实践的价值目标上。民本思想家认为“政在养民”“使民富且寿”是善政的最好体现，并提出了类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富民、利民政策，这些主张被君王采纳后，客观上起到了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民众生活的作用。但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这些主张并非真正为了“养民”而是为了“牧民”，“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⑩，“养民”真正目的在于引导和约束君王的言行，最终是为了保有君位。产生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民本思想家奉行唯心史观。他们尽管认识到了“民”在稳定巩固国家政权和政权更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认为君主对国家和民众的统治权力来自“天命”，所谓“君权神授”，董仲舒就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1)。他们认为决定国家治乱、推动社会发展的始终是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即便是倡导“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黄宗羲，也依然期待圣王出世，寄托“君心之公”。他们始终以“立君为民”“治权在君”“君为政本”“君主民从”等观点为既定前提来讨论设君之道与治民之道，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稳定巩固统治阶级政权，这决定了民众永远只能作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目的的政治资源和工具而存在，其对民众利益的主张仅仅局限在满足民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层面，决不会触及政治权利等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威胁统治阶级执政地位的内容。徐复观指出，中国古代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二重主体性”的矛盾，即：“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12)因此，他们在认识民众地位作用时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到本质。在传统民本思想中，“重民”是表象，“尊君”为实质；“利民”是手段，“利君”乃目的。民众利益在现实中不可能被放在最高位置，为民谋利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以民为本”(13)更多时候沦为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这些都决定了传统民本思想尽管在汉代以来已逐渐成为普遍的政治意识，然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君主专制下维持“家天下”的一种御民之策，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历朝历代也因而难以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民学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可以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一是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颠覆了以往思想家们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认为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人民群众，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第一次真正彻底地、科学地解决了历史创造者这一重大问题，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5)列宁将人民群众称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16)，强调“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17)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相信和依靠他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民学扬弃了传统民本思想中对“民”的定位，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研究问题，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工具”性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真正的主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执政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执掌政权的工具，执政的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党与人民群众权力关系的本质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毛泽东曾对共产党的存在价值作出通俗而深刻的概括，他说：“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18)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自觉将自己认定为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工具。”(20)将政党自身作为人民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历史上所有执政者和当今世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人民工具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为民”即维护人民利益上，态度是真诚的，行动是彻底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民学摒弃驭民治民之术的封建糟粕，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研究人民群众的需求，并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三、转化的重点内容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转化，一方面，要在系统梳理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命题、概念范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澄清、校正和过滤、淘汰已不合时宜、难以解释和指导当下涉民实践的概念，也就是确定具有转化价值的范围。另一方面，则要始终围绕民这一研究对象，历史地考察政民互动的过程，确定进行转化的具体领域。我们由古及今，初步梳理提出六大重点转化内容：(一)民性。“民性”一词古已有之。庄子云：“彼民有长性，织而衣，耕而食，是为同德；……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21)认为追求衣食需求的满足是百姓的共有的本能和天性，也就是“民性”。能够像生绢和原木那样保持自然的本色，民性就能完整地流传下来。孔子感叹道：“洁哉，民性有恒!”(22)认为品德纯洁的人就能长久地保持人的正直本性。《大戴礼记》记载：“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23)这里指的民性基本可以等同于人性。而在有的论述中，人性与民性又有所区别，与身份、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有关。比如，“安土重迁，黎民之性”(24)，讲的就是老百姓具有故土难离，不愿轻易迁居的特性。再比如，描述某一特定地区的“民性轻悍”(25)或“民性纯朴”(26)，指出不同民族间民性存在差异——“回缠民性各殊”(27)等。遗憾的是，尽管古人已对这种民性内部的差异性有所认识，但并未对人性与民性进行清晰的区分。此外，由于传统民本思想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使其在关注民性时，往往把重心主要放在探讨如何“施教于民”来引导发挥其有利于稳固政权统治的方面，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民性本身丰富的内涵。建构民学，就要将民性这一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民学研究展开的逻辑起点。对民性的考察与审视，应始终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简单地将其与人性等同起来。因此，民性必然在普适性的人性基础上因地域、民族、阶层、国家、时代等因素而产生差异。民学将通过梳理研究这种差异，更加深入地认识民的本质，以助于推动在国家治理中进行制度和政策设计时既符合和尊重人性规律，又体现对差异化民性的充分认识和尊重包容理解，促进政民间形成并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民性的内容上，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与横向的空间维度出发，分别关注民性的传统内容(文化基因)和现代内容(时代特征)；民性的共通性(国际化因素)和差异性(国别特色)。(二)民需。在传统民本思想中，主要用“民生”这一概念来指代民众的需求。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28)“民生”即为老百姓的生计、生活。“厚民生”(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重要的为政之道，直接事关民心向背和政权稳固。在民需的内容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其关注的重点。墨子提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29)《淮南子》中提出：“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董仲舒认为：“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30)他们探讨了民需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认为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人们就不会去做不道德的事。正所谓“民生厚而德正”(31)“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必衣食有所资，然后为善之心以生”(32)。在方法路径上，提出了“以农为本”“制民之产”“轻徭薄赋”“尚俭抑奢”等具体措施。传统民本思想中对执政者满足民需责任和重要意义的强调，对改善人民生存生活状态的关注重视，闪现出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智慧光芒。但由于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民本思想关注的民需，主要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对民作为处于政民关系中的人所理应具有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与权利不够重视，甚至刻意进行抑制。同时，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立国，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满足农民这一群体的民需，而少有从性别、职业等视角出发，关注其他群体的民需。民需是一个包含人们生活的多层次内容的历史性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其本质是民这一主体需要与社会现实的客体状况之间矛盾不断解决、主体需要不断得以满足的动态发展过程。对其主要的本质性特征，应有准确的把握。一是民需具有客观性。“需要”一词侧重于表达客观的要求而非主观的愿望，因此，民需应当是指那些有助于民众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保障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各种客观、正当、合理(积极)的需要，而不是指民众主观上“想要”的事物。需要和想要的内容可能正好吻合，但也有可能是错位甚至背离的。二是民需具有公共性(群体性)。由于个体的民在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方面存在差异，其需求的内容必然是千差万别、包罗万象、复杂而多样的。但因为国家政权(政府)是满足民需的主要供给方，这决定了其关注的民需必然是具有普遍意义、代表意义的群体需求，而不可能去满足所有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国家政权(政府)负责满足的民需从内容上可以包括民的生活涉及的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但从性质上来讲可以分为纯公共性的(公共安全、国防、外交、法律法规等)、准公共性的(就业、教育、医疗、健康、精神、文化、居住、养老、生态等)的需求，纯公共性的需求主要由国家政权(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满足，准公共性的需求要综合发挥市场经济之手、国家政权(政府)和民众自我努力、自我服务等多方力量来满足。三是民需具有优先级。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不同层次，认为只有当基本层次需要必先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进一步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如马克思将其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孙中山先生将其分为需要(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安适、奢侈三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其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但如前所述，因为民需具有客观性，古代的民也并非就只有生存层面的需求，只是受限于所处时代生产力、认识水平和国家(政体)政治行为的原因，使其他层面的需求被各种外在条件所压抑、淡化、忽视。在不同群体间，或者处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一群体间，民需的优先级是在动态调整变化的。相应的，民需得到满足的阈值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即是说，民需是具有弹性而非绝对刚性的。比如，青年群体对教育就业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老年群体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更加迫切。再比如，遭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和紧急状态的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人身安全和衣食住行等需求，其他层次和方面的需求则暂时退居后台。总之，民学对民需的关注重点应更集中于需求的内容和需求满足阈值变化而非层次划分上，即在不同时代、不同政体下民的需求结构和具体内容(衣食住婚、健康安全、精神文化、政治参与等)变化调整的历史过程；国家(政体)如何收集了解民需、评估满足民需的优先级(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满足的紧迫程度)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的政治行为；民需实现的体制机制、方法路径、有效性等理论问题。(三)民主。在中国古代，“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33)意思是，暴君夏桀因为不敬念天和祖先神灵，不忧念民众，败坏天命，失去了做民之主的资格，所以上天重新选择了成汤作为新的民主。班固在《典引》中讲：“肇命民主，五德初始。”(34)在古代典籍中的“民主”多是指民之主，也就是帝王、君王。从表面来看，其与现代意义上“由民做主”的“民主”概念正好形成对立，但其中蕴含的对“民之主”施仁政、得民心要求，天从民中择“主”，顺民意而“易主”的观念凸显出“民”在君王产生过程中的选择性作用，实际上已具有原始民主思想的意味。有学者认为，这种“天为民择主”的“民主”观“一直被不断阐发，并内蕴于古代不同的民本思想中，成为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更是社会变革、政权更替、批判专制的思想依据”。(35)民主的本质是民众参与国家(政权)及社会治理的一种政治要求与主张，是民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既体现为思想上的价值观，也体现为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安排。近代以降，民主和科学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流行于华夏大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两面鲜艳旗帜。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思想，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生发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民本思想土壤之中的。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探索形成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素，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民主的朴素认知和不懈追求。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主张，历代传统民本思想家提出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36)的政治理想，“置法以民”(37)的立法原则，“立君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政本”等重要命题已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民有”“民享”等现代民主的思想因素。从制度安排来看，早在远古时期的氏族社会，已有尧舜禹“禅让”“共政”等原始民主的实践。周代“采风”以晓民意的舆论搜集制度、设置谏官允许官员言政的谏议制度、周召共和的众议制度，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自由议政制度，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在国家重大事务上采取的民主集议制度和国家权力分解制度(如唐朝的三省制)、多方监督官员的监察制度，在用人上从秦汉时期采取的举荐制、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至隋唐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等，都在事实上发挥了限制君主专制、扩大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深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38)。梁启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民平等之理想”和“自营自处之精神”，因而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命名为“民主的君主国体”，“虽似诡异，然实甚有见于其真也。”(39)梁漱溟认为，“旧日中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相比，“只可说彼此表见不同，互有短长”。(40)陈焕章认为：“中国者，以君主之形式，而行民主之精神者也。”(41)钱穆认为中国古代通过科举等制度不断从民间选拔贤能从政组成政府，他们来自民间，其意见代表着众人之意见。因此“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他将其命名为“中国式民主政治”(42)。毋庸置疑，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一直存在民主的思想要素和具体实践。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帝王统治下的王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君主制，和现代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可视为君主专制下的有限民主。其有限性在于，这种民主实施的主体仍是君王而非民众，其本质在于君王主动或被动将部分决策权、行政权让渡给民众，使作为民众代表的“士”阶层和其他社会成员得以参与到国家决策和其他政治事务中。这种权力让渡的内容、形式、范围、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王个人的道德及政治素养乃至个人秉性，而没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稳定连续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未能构成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民主链条的完整闭环，因而制约了民主绩效的发挥。民学将对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的民主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挖掘，进一步分解、清理其“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研究其在古代政权运行与国家治理中的表现形式、功能与作用，探讨其与现代民主思想融合衔接之路径，推动将这一思想资源更好地体现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系列制度安排中，促进更好满足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国家运行、权力监督需求。(四)民心。“民心”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意思是百姓的心意、心志各不相同。传统民本思想家们通过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逐渐开始将“民心”这一词语纳入考察人民与政治统治之间关系的视野，把是否得民心作为判断政治好坏、国家兴亡的重要依据。《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得到天下，就在于“得其民”“得其心”，后来之所以失去天下，就在于施行暴政、残害百姓，导致“失其民”“失其心”。执政者如何能够赢得民心、合乎民意？那就是看有没有做到“以百姓心为心”(43)“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44)。“所欲”“所恶”，指的是百姓对君王施行的政策措施、社会规范准则等所表现出的喜好和厌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施行对民有利和摒弃对民不利措施的过程，就是赢得民心的过程。从具体实践上看，正因为认识到民心对于政权稳固、国家安定的特殊意义，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将其倾听民意、了解民情、顺应民心作为重要的政治传统予以奉行，探索了设立“进善之旍”“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肺石诉冤”和采诗官、谏议制度、言官制度等措施办法。有学者认为，民心论“为政治权力和统治设定了目的，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确立了衡量的根本标准和尺度”。(45)民作为民需生成的主体，对治理者满足民需情况的满意度评价，在心理、情绪层面就体现为民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与特色的政治话语，可以理解为人们对某一特定政权政治行为积极正面的评价反馈，是政治学理论中“政治认同”的中国式表达。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对民心的关注重点在于强调其意义作用和执政者如何对待民意方面，对个体的、差别化的意愿、需求、认同如何求同存异，聚合形成集体的共同“民心”(过程、方法、程序、原则)；如何对抽象的民心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意进行考量；如何判断民心的真伪、理性与否及民心的满足程度等问题没有进行清晰的探讨，制约了对其认识的深度广度。民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要求和期待的变化，其内涵、载体及表现形式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产生流变。比如，在互联网时代，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成为公众在参与社会事务方面的民心民意表达、聚合和重要场域。同时也产生了某些利益群体通过算法流量、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导甚至操纵控制公共舆论，干扰影响了民心民意反映的真实性，加大了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和国家治理成本。如何既利用好新媒体新技术，更新完善民意的收集吸纳机制、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民心民意状况，又通过科学甄别过滤其中的非理性因子，做到去伪存真？这都是民学试图探索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对历史上民心的表现形式与载体进行梳理，运用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考察分析不同政治制度形态下民心的生成过程、表现形式、民心资源获得的方法路径以及国家治理中“满足民需民意—形成民心—凝聚政治认同”之间的联动关系，从中归纳总结规律性认识，以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五)民动。传统民本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由于失民心导致的民众运动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系，并反复强调执政者要从前朝灭亡的历史中汲取深刻教训。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产生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君王推行暴政，过于压榨百姓，使民不聊生，“人劳乃易乱之源”(46)“政苛则民乱”(47)“人之乱也，由夺其食”(48)“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49)“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50)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积极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运动，实现了政权更替。肇始于该时期的“汤武革命论”，从天命的角度肯定了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暴政的正义性。如果君主不能保民就违背了天意，丧失了民心，天命就会转移，革命就会发生。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民众运动却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是民众为了表达一定利益诉求所进行的聚集性社会活动。考察诸多民众运动可以发现，其兴起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具有双重性功能：一是当民众在普遍丧失了对某个政权或者治理者的政治认同后，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民众运动表达自身的不满，激烈时甚至会转化为暴力抗争，导致政权更替；二是当民众利益诉求与政府意愿一致时，也可通过民众运动向政府传递肯定或支持，如抗日救亡运动、各类庆祝活动，等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各种形式的民众运动是民心民意具象化、行动化的体现。所以，人们在理解“民动”时要走出若干误区：一为并非所有的民众运动都是与政府对立的；二为民众运动并非都是消极行为，部分民动也有正向功能；三是组织到位、领导有方、对目标意义建构深刻的民众运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可见，“民动”是审视民与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命题。民学对“民动”的研究，将突破传统研究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以政治运动或推翻政权的暴力革命作为研究视角的窠臼，而是把它放在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中加以考察，并定义为民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聚集性社会活动，从而为现代社会治理者正确地对待与应对民众运动，使之朝着有利于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提供对策与建议。(六)民立。传统民本思想家以君民及其关系为关注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早有思考。早在西周时期的《诗经·硕鼠》中，就以“乐土”“乐国”来表达民众向往追求没有君王剥削压迫的一种社会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于西汉时期的儒家公羊学派提出“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近代康有为则把“三世说”同大同小康学说相结合，认为太平世即大同之道，升平世为小康之道，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演进发展的，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但传统民本思想中对大同世界、大同社会的政治设计中，缺乏具体的制度措施保障，总体上看仍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中国式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全社会消灭了阶级”“国家自行消亡”“人人平等”“自由劳动”“按需分配”、所有人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传统民本思想与共产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在对各尽所能社会分配方式的设计、人的充分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契合融通之处。民学建构的学术视野是从历史出发展望未来，这就决定了民学不仅要研究过去的民、当下的民，还要探寻未来人类社会民的发展趋势。未来人类社会中政民关系将发生怎样的调整与变化？民是否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从他立走向自立、立他的方向发展，从而得到全面的根本的解放？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民这一群体都将成为马克思所讲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建构“民立”这一概念，即是在历史辩证法的指引下，回顾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民实现自我解放、自强自立的发展历程，展望其未来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大同理想进行现代阐释和实践。综上所述，“民性”是民之所以为民，区别于人性而存在的本质属性；“民需”是由“民性”派生出的客观需要，是“民性”在政民关系互动中的直接体现；“民主”是保障民需、符合民性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民心”是民对执政者满足“民需”“民主”情况等政治行为满意度的一种情绪与心理表现，体现了“对一定的政治体系的同向性的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支持”(51)；民心向背的程度受制于“民性”的影响、“民主”的绩效与“民需”的满足度，同时也决定了“民动”的产生及激烈程度；“民立”是“民需”“民主”“民心”及“民动”的最终目标，也是“民学”研究的价值归宿。以上六方面内容，是古今中外各种国体政体和政治制度下政民关系中均普遍具有的要素，从“民性”到“民需”“民主”“民心”“民动”，到最后实现“民立”，是“民”在现实政民关系中一个变化、运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也可以说构成了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看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不同学科的内容和性质；同时，还要看其是否具备系统规范、自成体系的理论体系和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本文的探讨就是基于上述客观事实，将“民”作为一个学科对象来进行研究，从“民”的视角来反观“政民关系”，以期为学界对“政民关系”的研究形成审视，提供新的阐释与讨论，真正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转化。注释：①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台北：新中国书局1943年版，第5页。②黄宾虹：《国画之民学》，1948年8月22日《民报》副刊《艺风》第33期。③蒋国保：《化士学为民学：儒学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江海学刊》2021年第1期，第17-27页。④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第178页。⑤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348页。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9页。⑦《论语·泰伯篇》，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9页。⑧《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5页。⑨《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⑩《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页。(1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1页。(12)徐复观：《中国的治道》，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24页。(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16)《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17)《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1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20)习近平：《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奠定坚实基础》，《今日浙江》2005年第13期，第6页。(21)《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6页。(22)《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1页。(23)黄怀信等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7页。(2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2页。(25)《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49页。(2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48页。(27)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084页，“回”即指今回民，“缠”即指今维吾尔族。(28)《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0页。(29)《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0页。(30)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48页。(31)《左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7页。(32)《海瑞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页。(33)《尚书·周书·多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页。(34)《典引》，萧统编：《文选》卷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9页。(35)林国敬：《〈尚书〉“民主”解义》，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36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36)《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3页。(37)《礼记·表记》记录孔子言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意思是，议论道德应从自己出发，即推己及人；而设置法律要着眼于民众，既不能用少数人才能达到的标准去要求和责罚多数人，也不能只维护少数人的权益而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出处同上，第1639页。(3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39)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页。(4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67页。(41)陈焕章：《孔教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42页。(42)钱穆：《中国民主精神》，《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43)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9页。(44)《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1页。(45)王中江：《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早期儒家“民意论”的形态和构成》，《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第6页。(4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4页。(47)《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12页。(48)《伯牙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49)《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页。(5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1页。(51)方旭光：《政治认同——政治实践的范畴》，《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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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启鹏：重思历史变迁的认知逻辑：历史政治学视阈下的新封建主义

内容提要：虽然在理解宏观历史变迁方面存在明显的认识论偏见，但以目的论、阶段论和本质主义为特征的科学研究纲领依然主宰着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考方式与分析逻辑。“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对这一研究纲领的“硬核”构成了根本挑战，它呈现出封建—殖民时代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那些富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念“不可思议”的组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旧世界的权力精英反而成为“好制度”与“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形成机理层面，社会史的历史本体属性孕育了新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结构的约束力在时间空间化的动力机制下不断叠加而孕育出捍卫既有秩序的权力精英，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历史延续性。在知识积累的层面，新封建主义重申了现代化道路的多重可能，同时为理解第三世界的政治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方式。关 键 词：新封建主义  社会史  历史延续性  时间空间化  科学研究纲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极富感染力的话语刻画出资本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沧桑巨变。回顾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在变革中实现现代转型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20世纪之前，人们普遍将现代性视作西方的专利，许多学者一再声称接受殖民统治是落后地区通向现代文明的唯一选择。但最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现代转型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正如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在《威权统治的转型》成书25年之后总结的那样，民主化在当代历史背景中似乎比当初预想的更容易实现。②然而，即便经历了民主转型、新自由主义改革乃至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旧世界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环顾第三世界，“旧秩序”与“新世界”的诡异组合并不少见：地方酋长与宗族领袖通过选举程序合法地继续垄断权力，在种植园中压榨奴隶的地主的后代们依靠高科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谓的现代性变革并没有使那些“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来自封建—殖民时代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依旧在当代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解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态，不单单是提出新的类型学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它同样能够重塑我们有关宏观历史变迁的认知模式。就像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③那样，它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南美国家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对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造成了颠覆性打击，进而起到了“范式革命”的效果。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在知识交锋中逐渐退场，但其余韵仍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分析世界的基本看法，许多具有偏见的认知方式已经严重遮蔽了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有赖于历史政治学的分析传统，本文试图基于理论与经验的“双重介入”④形成作为分析概念的“新封建主义”⑤，它对于我们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坐标提供了新的可能。一、历史变迁的科学研究纲领及其认识论偏见作为动人心弦的宏观历史剧目，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转型受到了社会科学各研究分支的广泛关注。历史诚然客观发生过，但研究者的介入方式却有赖于文化环境与流行的科学观念等要素形成的既有知识网络。这些先前知识无疑具有鲜明的时空局限性——如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产生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实践模式⑥，又如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即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⑦，它们都遵循经典科学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等。但即便如此，这些经验总结的抽象知识往往以“普遍规律”或“先验真理”的方式规制着学者们的研究思路。研究者分析历史，却容易忽视隐藏于具体分析技艺背后的本体假设与认知逻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告诫值得人们注意：“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推理中暗含着种种预设前提，其中有许多事实上都体现了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依据的先验性偏见或推理方法，对这些先验性要素应加以阐明和分析，并代之以更为确当的前提。”⑧围绕宏观历史变迁，有三种彼此联系的基本假设构成了主流学界探索第三世界现代转型的认识论基础。第一是目的论(teleology)，“不管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再到不断增进的个体化，抑或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孔德等奠基性学者那里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目的论的思想渊源与进步史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在启蒙运动以及之后的历次重大变革中，基督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却影响至今。人们虽然不再像之前那样将虚无的天国视作最终归宿，但区别也仅仅是将“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它假设不同的国家和文明只不过是处于同一历史轨道中的不同时间坐标，许多争论至今的“大问题”，诸如“为什么转型国家没有实现民主巩固”“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等都是目的论史观的体现，即把西方道路视作现代化的普世模式，那些与西方不同的实践则被视为对现代文明的偏离或停滞。第二，“阶段论”或“分期论”与“目的论”紧密联系，“它将宏观社会变迁的总体过程区分为一系列的标准化阶段，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为先进”⑩。目的论与阶段论互为表里，如果说前者是将历史简化为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那么后者就是明确了通往理想状态的几个必经阶段。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种类型，在单一的历史光谱中，“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11)。历史分期的依据在于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的明显断裂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变革是绝对正常和可预期的现象”(12)的观点广泛流传且日益被人们接受。若不发生根本性变革，如科技革命、政治变革乃至遭遇殖民统治，一个社会很难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在研究者的潜意识中，变革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对的，传统则与“停滞”和“落后”画上了等号。第三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它解释了不同阶段何以存在差别，以及不同社会类别的边界。本质主义认为，具体事物之所以属于特定概念，源于它们之间共享某些固有且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即“本质”。(13)秉持本质主义观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将“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如“战争”“国家”“民主政体”“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等等，都视作具有明确“本质”与“边界”的“实体”(entity)。本质主义一方面为阶段论提供了划分标准，例如将权威理性化、政治功能专门化等特征视作“现代国家”之于“传统国家”的关键差异；另一方面则创造出了许多对立的范畴，如理性与蒙昧、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民主与威权，等等。由于这些范畴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现代性”因素是不可能与地主、奴隶制等“前现代”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老人又是小孩。又由于社会范畴是具有本质属性的实体，它们因而具备特定功能。正如钋、镭等元素能够自发地从不稳定的原子核内部放出粒子或射线并释放能量，特定的政体类型或社会形态也被认为能够发挥特定的“因果力”(causal power)，由此引发的功能主义倾向使一套先入为主的制度、政策或观念成为实现现代转型的门槛。以上三项预设相互纠缠，共同构成了当代学界理解宏观历史变迁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可检验的假设”即理论的“保护带”。(14)在知识演进的过程中，这一有关历史变迁的“主流”科学研究纲领形成了不同版本的“理论框架”。(15)19世纪盛行的历史变迁认识论1.0版本以帝国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为最显著的标志，它们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宣扬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固有的等级秩序。这些观点不但为帝国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血腥的殖民扩张披上了道德外衣。(16)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历史变迁认识论2.0版本将露骨的文明优劣论转变为更为温和的政体或社会形态的优劣论。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建立自由民主秩序成为“历史的终结”。有关历史变迁的科学研究纲领还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社会科学的议程设定，诸如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的五阶段以及胡安·林茨(Juan J.Linz)等人有关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阶段论建设都是最为集中的体现。(17)人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学习西方经验，落后国家就可以跨越发展门槛从而进入更为高级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历史变迁认识论1.0版本已经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归入历史尘埃，2.0版本也日渐遭遇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科学研究纲领的那些显性的可检验假设已经被基本证伪，历史社会学的“边缘革命”极具信服力地表明现代化道路并不只有一条，第三世界远非学者所构想的那样简单。(18)但是21世纪之后，更为隐晦的历史变迁认识论3.0版本逐渐流行开来。他们意识到“传统”与“现代”似乎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反而像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描述的那样，外围地带是上百块不同颜色瓷砖拼成的镶嵌画，是囊括了现代形态、古代形态、原始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大杂烩。(19)他们对既有科学研究纲领主要做出了两方面的修正：其一是创造出许多新的概念以充实因民主—威权而导致的简单二元对立，诸如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以及选举威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竞争性威权(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等各式各样的“加形容词的民主/威权”和“混合政体”(20)；其二则是投身第三世界国家的田野实践，关注诸如“寡头制”(oligarchy)、“酋长制”(chieftaincy)、“世袭主义”(patrimonialism)、“庇护主义”(clientelism)等传统秩序的制度形式与治理逻辑在现代世界是如何运行的。(21)研究者不再像前辈那样公开宣扬自由秩序的唯一性，同时极大程度上模糊了不同阶段之间的断裂性。这些知识积累活动的确对第三世界有了更为丰富的了解，但它们几乎都是围绕“保护带”层面而展开的科学研究。换言之，这些研究本身就是既有认知模式的产物。抛却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巨大分歧，目的论、阶段论和本质主义的阴霾远没有散去，它们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时刻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思路与提问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得到了承认，但自由民主秩序的政体优势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政体类型学固然更为丰富，但其差别只不过是将之前二元对立的线性发展观变成了具有更多亚类型的线性发展观。“好制度”“好政策”所蕴含的通往现代化的内在因果动力也没有发生改变，这在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畅销书中得到了最直观的表达：前者将发展的奥秘归结于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包容性制度”，后者则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则有赖于国家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平衡。(22)只要拥有了“好制度”或制度组合，政治秩序与经济繁荣便水到渠成。至于那些力图为人类发展提供普遍结论的作品，更是难以摆脱目的论与阶段论的窠臼。(23)研究者虽极力避免过激言论，但他们普遍暗示那些大量保留传统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理想治理模式的“反面教材”，“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威权国家”不再单单具有类型学意义，这些概念同样与落后、停滞挂钩。在西方主流学界看来，由于现代性的力量还未能彻底涤荡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秩序，因此出现了“不完全”的市场体制与“不完备”的民主类型，并使得庇护主义等传统秩序的运行机制得以保留。正是因为普遍缺少(或具有)现代性的制度与观念，第三世界才难以(或能够)成为现代国家或实现繁荣。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寻求新的科学研究纲领，以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复杂纠缠。为了更为恰当地赋予第三世界的社会面貌以主体性地位，我们尤为需要在“硬核”的层面反思那些作为前提知识的认知偏见。为此，本文基于历史政治学的思路，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元去破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许多基本假设。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那么本文讨论的社会形态主要指“政治的社会形态”或“国家的社会形态”，即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场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24)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关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一系列富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念并没有引领这些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更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将旧秩序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入新世界。它既不是西方世界发展的某个阶段，也不是某种“夭折”或“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更不是自由主义政体的某个亚种，而是一种独立演进逻辑和普遍学理意义的社会形态——笔者将其称为“新封建主义”。二、新封建主义：构成逻辑及隐喻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经验与逻辑双刃交叉裁剪的产物，如加里·戈茨所说：“是关于本体论的理论，是关于某一现象之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25)理解“新封建主义”，关键在于有关“封建”的概念辨析。目前看来，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以冈绍夫(F.L.Ganshof)为代表的学者在狭义层面定义封建主义，在他们看来，封建主义甚至“仅适用于采邑制及其附属物”，因此即便是11世纪到15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也无法完全纳入“封建主义”范畴。(26)第二种传统则以布洛赫(Marc Bloch)等人为代表，正如两卷本《封建社会》的副标题所展现的那样，封建主义的要旨在于“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在布洛赫看来，“较之那种将封建主义与采邑制等同起来、以骑士役务史为封建主义之始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当然要宽广很多”(27)。以上两种定义虽存在差别，但都有着较为明确的时空界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传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28)。笔者更倾向于将其概念化为“解放政治”的传统，因为汇聚于该传统的诸观点的最大相似性在于其实践特征，即边缘地带的理论家与革命家力图彻底粉碎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深沉愿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29)这里所说的“封建主义”显然不是领主—附庸关系，而是代指一种前现代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统治模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欧洲经验对于其他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依旧具有普遍性，“封建主义”被运用于那些部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任何社会形态，这便构成了对“封建主义”的第三种理解方式：“在这种用法中，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界定是，大土地所有权与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阶级用超经济强制的习惯方式——劳役、实物贡赋、货币地租——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另外，商品交换和劳动力流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种复合体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核心，它可以存在于许多各式各样的这种外壳下……具体地说，中世纪欧洲的主权分裂、臣属等级制和采邑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封建主义固有的或本质的特征。即便它们完全不存在，但只要基于超经济强制和依附关系建立起大规模农业剥削和农民生产的结合体，就存在着一种封建社会形态。”(30)封建主义的第三种理解传统不仅是学术的，同样是实践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解放运动事实上都接受了这一套话语。如果按照“泛封建论”的经典论述——“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1)，目的论、阶段论和本质主义在其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反历史的叙述并非马克思的本意。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更多的是强调“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2)。当代历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国乃至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未曾经历西欧那样的封建社会。在解放政治的脉络中理解封建主义产生了过度的概念延展(concept stretching)，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概念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变弱，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存在很大风险的。(3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不能立足该传统理解“封建主义”和“新封建主义”，因为我们借鉴的是这一传统的概念构成方式，而非其史观预设。至于前者，本文围绕概念建构的核心依据基于如下判断：人类进行范畴化在本质上与人的经验和想象有关，即一方面与人的感知、肌动运动和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隐喻、转喻和心象有关。(34)笔者强调，所有“社会范畴”在本体层面都是依赖于人的心智而存在，某类社会存在是否隶属于特定的概念/范畴主要是基于人们的“共享信念”而非社会存在本身。这样一来，“理解以及由此获得的真理必然跟我们的文化概念系统相关，而且，这种理解不能框定在任何绝对或中立的概念系统中”(35)。正是由于社会世界的建构性，同一社会存在在不同的研究传统和分析视角中才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判断，它取决于研究者的心智，取决于现实世界与主观认识之间的互动。与此同时，本文基于“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传统理解概念构成。不同于基于必要充分条件的概念构成逻辑，家族相似性的传统认为特定范畴下的诸成员并不必然具备概念定义时罗列的所有属性。(36)在古典概念分析的传统看来，倘若某个社会不存在封建主义所规定的所有特征，那它便算不上封建社会。但在家族相似性的传统来看，不同社会形态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关系只是存在“隶属度”(37)上的差别。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是完全隶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而“泛封建论”者将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纳入“封建主义”的依据，则主要是基于地主对农民榨取剩余价值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当然，这种社会形态充其量只能说是部分隶属于“封建主义”。从这种层面来看，我们依旧可以断定“封建主义”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概念。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解放政治”的分析传统，将“旧秩序”的某些核心表现形式，包括事实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以及对抗性的制度设计，视作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除了这些特征，等级制与剥削关系是固然存在的，但这并非为封建社会所独有，而是所有阶级社会的常态。传统经济或自然经济也常常被视作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尤其体现为“大土地所有权与小农生产相结合”以及“基于超经济强制和依附关系建立起大规模农业剥削和农民生产的结合体”。(38)本文关切的主要是政治社会关系，它意味着这些“封建”的特征可能在经济基础得以改变依旧具有强大的延续性，也就是恩格斯曾经说的“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39)。如下图所示，这些特征展现了“封建”这一范畴的本体性承诺：一方面它们是构成性的，即这些关键要素组成了“封建”的概念；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因果性的，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使得“封建”得以对具体分析对象发挥作用。在有关类型学的研究中，构成要件本身足以赋予特定概念以因果力。(40)正是“封建”所展现的诸多特征深刻地影响着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政治过程。许多当代问题，都可以在富有封建底色的历史渊源中寻找到答案。旧秩序 隐喻 共享信念 封建 因果力 构成 依附型人身关系碎片化权力结构对抗性制度设计图 “封建”的本体论承诺新封建主义“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其突出表现为“不可思议”的结合，即“封建制”“贵族”“地主”等“前现代”因素在以“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为核心标签的现代世界畅行无阻。在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脱胎于封建—殖民时期的依附性人身关系和碎片化权力结构在一系列现代性变革之后依旧极大地延续了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与封建制、奴隶制或其他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相互纠缠在一起。换言之，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对主流历史变迁的科学研究纲领构成了直接挑战。那么，为什么选择“封建”这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呢？难道其他的概念无法指涉前文提到的那些特征吗？笔者基于这样的考量，即“封建主义”这个词语本身对中国学术与政治实践的深远影响，从而使其成为指涉“旧秩序”有力的概括。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认为，一个“好概念”的首要标准就是“熟悉”，创造新词只是在没有其他词汇时的权宜之计。(41)而当我们选择了特定词汇时，事实上是选择了特定词汇所立足的知识体系及其所展现的某种“隐喻”(metaphor)。“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42)，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体现了研究者尚未言明的认知模式。诚然“恩庇侍从关系”或“新世袭主义”都是理解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概念，但它们仍旧基于民主转型的认识论隐喻。关注这些概念的学者不但将民主视作历史的终结，同样将非民主——确切地说是非自由主义民主——理所当然地视作治理绩效低下的原因。与此类似的，“前资本主义”“准资本主义”等叙述模式是“资本主义情结”的体现，它同样暗含着资本主义道路是传统秩序迈向现代的必然选择。(43)不同于这些概念所阐发的隐喻，站在传统科学研究纲领对立面的“新封建主义”将传统秩序的当代延续视作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描绘了另一种历史演进的可能图景：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仅仅体现为时间坐标上的先后顺序，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隔阂。如此一来，“进步”的手段并不必然带来“进步”的结果，处于所谓“落后”社会形态中的行动者们同样可以在采纳具有“进步”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念之后，在政治社会场域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建构主义的认知模式斩断了真实世界与社会范畴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社会世界的建构性意味着任何概念都可能联结在一起。接下来，笔者将对新封建主义得以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机理进行总括性阐述。三、社会史本体属性下的结构约束与历史延续历史遗产与历史延续性是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不少西方学者同样对那些塑造了当代政治经济形态的历史动力颇感兴趣。(44)然而，他们关注的重点大多局限于方法论层面，在认识论上依然秉持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即论证西方世界的制度优越性。但当代社会现实已然表明，“好制度”并不必然带来“好结果”，有时候反而会巩固甚至加剧既有的不平等秩序。(45)为此，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全新的认知模式以剖析新封建主义的缘起与流变。方兴未艾的历史政治学无疑提供了新的视角，它通过三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历史延续性以及时间空间化——理解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渊源及流变，以及基于特定历史实践创造凝练出新的理论意涵。“历史本体论”是历史政治学区别于其他一切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的核心特征，该特征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属性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实践模式和理论化成果。(46)新封建主义是“社会史”实践的产物，这里所说的“社会史”并非代指一种历史书写模式，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历史存在”，它塑造了弱国家性、依附式人身关系以及碎片化权力结构等特征。西方世界及其殖民地的历史都具有浓厚的社会史属性，权力结构的碎片化与冲突性推动着历史进程。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大陆陷入了持久的分裂与冲突状态，王室与贵族的平衡以及分权的均势体系构成了中世纪欧洲政治场域的核心特征。大约10世纪末期，贵族开始利用他们庄园生产出的剩余资源建立城堡，从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在地区的所有农民。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被打碎，公共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了地方贵族手中，后者继而攫取了之前为王室独享的司法审判、军事和财政特权。(47)与此同时，城镇由宗教、军事和行政中心逐渐衍生出商业职能，以村民大会、城镇议会以及士绅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为中心的政治实践模式。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真正入场是十分晚近的现象，即便到了王权极大扩张的绝对主义时期，权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依旧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48)。1450年之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原本孤立的诸民族逐渐形成同一的共同体，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奴隶贸易、白人优越论等要素在形塑现代性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9)非西方世界陆续被卷入世界政治体系，当前殖民地与西方世界的历史实践相互叠加时，一种更具社会中心主义禀赋的历史存在诞生了。在早期殖民活动中，许多国家将它们在殖民地的全部事务委托给一个特许公司，公司拥有盐、烟草和鸦片等商品的专卖权；即便到了帝国控制体系日臻成熟的19世纪末，宗主国将地方事务委托本土权力精英的做法依旧相当普遍。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社会异质性被放大：权力天平的一边是本国生产者和与之联系的劳动者、雇工以及农民等，另一边则是商业精英、矿主、地主以及种植园主出口商阶级。在整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都是长期缺席的。即便重商主义殖民模式给人以绝对主义的印象，但殖民地最惊人的特征之一是政教当局的四分五裂：表面上王室在教会和政府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实际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总督与检审庭、总督与主教、在俗教士与修道会教士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在运用手段图谋私利，因来源不一而受到不同对待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法律没有得到遵守，而权力本身却被渗透、调解和分散。(50)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说即“经济与政体的有机体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利链条”(51)，在外围地区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如果说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的话，那么这些关系在殖民地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大地主、大种植园主显现出比中世纪封建领主更为煊赫的权势。地主、酋长、老板、放贷者将自己安置于公众和土地、信贷、工作机会这些关键资源之间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为其对象制定多种生存策略，政策执行者和地方社会机构之间的互动使得国家资源可以为强人所用，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影响了国家特征，国家特征又反过来加强了碎片化的结构。(52)这些通过奴隶制、半奴隶制、契约、劳动公司或法律强制执行等强迫性方式招募劳动力的地主精英为主导的社会，既无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难以形成有效的国家建设。由此观之，即便同样展现出了历史延续性，不同的历史本体属性所“延续”下来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新封建主义的历史延续性源自强大的结构性约束，这种结构约束力甚至可以阻碍诸如革命、战争等扭转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外部动力，在第三世界反而成为加剧权力碎片化、阻碍社会发展的元凶。(53)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精英具有如下特征：他们渴求独立却反对阶级斗争，拒绝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他们的政党和纲领都是着眼于民族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即便赢得独立，第三世界所经历的国家建设也大都遵循了“民族”压倒“阶级”的历史剧目，执掌政权的民族主义领袖将“解放政治”束之高阁，在重构民族话语的宏大叙事下将旧秩序中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治理逻辑延续到了新的国家。(54)从玻利瓦尔、圣马丁到凯末尔、苏加诺、尼赫鲁，民族主义领袖们大多为中产阶级，“但在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集团都必须理解为上等阶层”(55)，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新国家建设中与旧秩序决裂。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热情逐渐退却，那些将殖民者赶跑的本地精英在政策制定方面并没有展现出些许新意，他们反而更乐于从那些早已崩溃的封建—殖民时代政治模式中寻找治理经验。基于历史本体论理解特定国家的社会形态，我们同样可以在新封建主义的脉络中思考美国政治，从而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描述的“美国式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着最中世纪的外衣，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貌似强大、实际上软弱无力的专制之下。”(56)回溯历史，其实早在殖民地时期由中上层精英组成的地方议会就掌握着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从而奠定了央地抗衡的制度基因。及至美国独立，代议制延续了权力碎片化以及地方权力优先的原则，从而封建制传统进一步强化。(57)即便是美国爆发内战也没有改变财富与权力分配状况，废除奴隶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原奴隶主在州议会中的比例通常高达50％至70％，他们不仅控制着肥沃的土地，同时在政治领域也保持着很高的影响力。(58)在“镀金年代”之后的百余年来，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对资本集团天然缺乏免疫力，旧世界的权力精英以金融寡头的身份实现强势回归，“各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帮派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使出浑身解数，从而进一步剥夺了普通纳税人和公民的权利，使得他们在华盛顿的政策交易中人微言轻”(59)。与那些进步史观预想的恰恰相反，经济繁荣与旧秩序的沉渣泛起并行不悖，以致这个被誉为“没有中世纪废墟挡路”的新国家在进入21世纪之后愈加展现出它的封建底色。在历次白宫易主和政党轮替的背后，事实性权力世袭机制同样稳固，在包括亚当斯家族、洛奇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在内的18个政治家族中走出了11位总统、4位副总统、33名参议员、18名州长、73名美国众议院或大陆会议议员以及11名内阁成员。(60)而分权体制带来的碎片化权力结构为各个党派和利益集团拥有充足的自由活动空间，政策制定被多方掣肘，社会福利措施难以落地，福山将其称为“否决型政体”(61)。权力的碎片化是以碎片化、冲突性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而非传统制度主义所理解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抑或“单一制—联邦制”之间差异。只要不改变具有封建属性的社会形态，“宪法工程学”等停留于制度层面的方案都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历史得以延续，还有赖于关键行动者不断创设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设计，从而使得结构约束更加稳定。在冲突论的视角下理解制度的创设与延续，“制度不是为了限制群体或者社会以努力避免次优结果而创设的，而是社会结果所固有的实际冲突分配的副产品”(62)，这样一来，行为人之所以会选择或创设某种制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针对其他行为人获得相对优势。在延绵不绝的结构性约束中，与特定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权力精英诞生了。他们被历史塑造，反过来又塑造历史，从而将历史发展“锁入”到了特定进程。为了保持历史延续性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权力精英们不惜以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具体方式则是“利用政治权威来改变游戏的规则(正式制度和各种公共政策)以此增加他们的权力”(63)，这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屡见不鲜：在近代早期匈牙利和波兰，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贵族极大地阻碍了官僚制政府的形成，他们解散了职业化军队、削弱了中央机关对地方组织的控制并几乎将所有的国家功能占为己有，从而将国家推向了世袭主义的发展道路(64)；在19世纪，传统政治精英为了防止自身地位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不惜阻碍工业化的到来从而导致经济衰退(65)；而在广大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地区，大地主代表了“欠发达”世界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形象，这些国家“往往是形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形态，它们的基本职能决定了它们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但是仍然带有封建色彩”(66)。当历史动力所塑造的诸特征不断积累、稳固时，也就出现了历史政治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时间空间化。四、时间空间化：旧秩序何以拥抱新世界“时间空间化”的运作机理在其他学术流派中亦有提及，它类似于渐进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层叠”(layering)(67)，而另一些国内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关系叠加”(68)。“时间空间化”进一步阐述了结构约束力何以如此稳定，同时解决了一个十分重要且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前现代性的封建因子会乐于拥抱具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念。毕竟许多经典理论都认为，现代化意味着与传统思想方式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决裂，并以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的方式展现出来。笔者已经在哲学层面指出了这种“本质主义偏见”所隐藏的危险，强调社会世界的建构性决定了制度设计与社会形态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视角从形而上学转向真实历史的复杂变奏。社会史的历史本体属性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但社会结构本身不会行动，在政治场域中纵横捭阖的是深深扎根于旧秩序的权力精英。正是这些权力精英，使得纵向发展的“历史”在“空间”层面得以稳定下来。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核心特征在于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清算抑或是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既有统治。但比较历史的经验表明，旧势力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强大、更能左右世界，因此恩格斯认为“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69)。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变迁的成败之关键与其说取决于新势力，毋宁说取决于旧势力，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者会认为保守党才是决定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成败的关键。(70)位于寡头地位的统治精英反而比普通民众更乐于拥抱那些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这的确是一项颇为反直觉的观察。权力精英之所以能够将“传统”与“现代”黏合在一起，与他们的内在属性有着莫大联系。本文在聚合而非还原、结构而非个体的层面理解权力精英，作为一种“聚合性群体”，精英的形成、流变及其自身属性有着特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不同于20世纪初的精英主义研究，笔者长期以来遵循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的分析传统。该传统至少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权力精英尤其是那些处于权力顶端的寡头精英往往都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精英之所以相较于非精英而言具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左右经济生活的能力”(71)；其二则是立足生产关系理解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野，强调精英为了生存必须从非精英群体攫取资源，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是由阶级力量形塑的，也就是说，由生产关系决定的”(72)。在经济与阶级的层面理解权力精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变革背后探寻权力精英所展现的变迁与延续。一方面，精英的联合与分化是国家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剧目：新兴的政治精英可以联合传统经济精英以打击现任的政治精英，其结果是政权轮替甚至是政体变迁；现任的政治精英可以为了巩固与经济精英的联盟，或是联合新经济精英、打击旧经济精英以建立具有偏向性的政策，其结果是特定类型的政策与制度选择。但另一方面，由于扎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权力精英很少受到那些非经济性、非结构性变革的影响，“社会关系总是在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延续的，只要历史条件没有改变，社会关系便会延续”(73)。权力精英偏爱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容易理解，市场化、私有化浪潮放松了国家监管，为脱缰的资本权力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性。从昔日美国大选中不难发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获得了一众富人、白人、基督教右派以及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市场化改革虽然可能对那些以土地为命脉的经济精英形成冲击，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精英依旧可以从中获利，他们反过来又会向那些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精英们输送利益，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精英统治联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便是典型的例子，部分苏联时代的政治精英通过该手段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74)与此同时，旧世界中的大地主、大种植园主们会随着世界经济的走势而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而不断地转换身份，纯粹的地主阶级已经朝着地主—商业精英转变，资产流动性的增强意味着他们会更少地受到国内政治变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在短期内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奇迹”，皮诺切特时期的“芝加哥男孩”、苏哈托时期的“伯克利帮”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这使得市场化、私有化的策略更具吸引力。然而，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惠及普通民众。市场机制的确是公平的，但进入市场的诸行动者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却天差地别，权力精英会通过种种手段使繁荣的成果尽收于囊中。经济增长宛若两部自动扶梯，“一部扶梯的乘客是受过良好教育、已经相对富裕的人口，它的运行速度比以前更快；而另一部扶梯的乘客则是没有学士学位、本身就不太富有的人口，这部扶梯被卡住了，几乎一动不动”(75)。即便整个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遭遇危机，精英阶层依旧不会受到根本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在劳动力占国家收入份额中的比例平均下降7％的情况下，尽管国内生产总值遭遇严重下滑，但资本依旧可以获得纯利润。(76)旧世界的权力精英同样不排斥社会治理理论，毕竟他们是社会势力最突出的代表。尤其是当“治理理论从泛指管理和控制某事物与实体的手段与方式变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规范性主张”(77)之后，权力精英们获得了国家拱手相让的地方控制权。于是我们看到，被标榜具有良序传统、法治精神和公共品格的“公民社会”并没有真正出现，相反，碎片化的权力景观才是非西方国家的主导社会形态的：在南美体现为诸团体为瓜分公共利益而设立的“普力夺社会”，非洲则是“国家”被各种“地头蛇”所绑架的“强社会”，大中东则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社会，而印度是一个高种姓人把持各种高等协会的种姓社会，即便当今的美国也成为一个典型的失衡的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社会。(78)在治理理论的鼓舞下，封建—殖民时代流行的地方治理模式实现强势回归，其控制力也在新技术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增强。新封建主义最为吊诡的一幕，当属旧的社会结构居然与民主政治契合在一起。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在新生产方式中获得力量，从而逐步清除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政治社会形态并最终建立民主，而比较历史传统与理性选择传统的相关研究也都将地主阶级视作民主化的最大阻碍。但“第三波”以来的民主化实践却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经典看法，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反而成为民主制最为坚定的支持者。(79)社会行动者与民主成败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从民主中获利的人将成为民主最可靠的推进和捍卫者，而失去最多的人则甚至会抗拒民主。在这一条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昔日的“民主之敌”之所以会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之友”，主要是源于核心概念的意涵在时间进程中发生了极大改变。一方面，旧世界的统治者们适时地改变了自身生存策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有关“民主”的研究已经和经典研究大相径庭。尤其是在20世纪之后，“民主”这一概念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政治在被抽离经济意涵之后，被狭隘地限定在了选举程序之中，即自由主义党争民主。(80)选举民主政治不再关注财富再分配等根本议题，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也并不会因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而发生改变。最新研究已经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是在保障传统势力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出现。(81)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与民主政治的集合，形成了所谓的“封建制民主”，之前已经有学者以菲律宾为案例进行过深入分析。(82)需要指出的是，“封建制民主”是一种更加直击深层结构的理论范畴。20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系列“带形容词”的民主，如不自由的民主、半民主、威权主义民主、新世袭制民主，等等，然而这些概念都是在政治过程层面区分不同制度类型。相反，最为经典的且广为流传的民主类型学，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立足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去理解民主。也只有立足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深层结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相同的民主设计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以新封建主义为社会土壤的制度设计使我们不得不得出颇为悲观的结论：民主政治存续与否都是传统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封建—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与寡头政治不会因民主的到来或离去而发生根本改变。(83)理解了权力精英的核心偏好，我们就不难理解历史为何在“变迁”中展现出了出奇的“稳定”。“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力精英巧妙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由穿梭的过程。相较于普通民众，扎根传统社会结构的精英阶层更有机会从那些富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中获利，而且诸如选举民主还能为事实性的世袭制披上合法性外衣，这让他们实现了“双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政党竞争制的转化扩大了政治参与，使政治变得更加民主，但同时却减缓甚至在某些方面逆转了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84)变革似乎更容易发生了，但在面对强大传统秩序时也愈加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国家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剧目，便在精英的联合与分化中展开了。然而，这些变革都是精英阶层内部事务。尤其是那些代表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精英，几乎总是各类政治精英拉拢和联合的对象。在纷繁复杂的变迁中，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新封建主义所展现的这种特质不仅在经验层面丰富了我们对第三世界的理解，同样可以在知识论层面提供某些启迪，它迫使学者思考固有科学研究纲领所提供的种种前提性假设。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分析单元，无论是聚合性的组织和团体还是个体本位的“理性人”，都愈加被简化为某种“固有冲突”的外在表现。这种“固有冲动”可能源自权力或利益，也可能来自文化或信仰。在这种认知模式下，特定的概念与范畴都被赋予了先验性的因果力，继而被贴上了“传统”“现代”“民主”“威权”等形形色色的标签。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击碎了这种“本质主义谬误”，得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变革”与“延续”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它建议那些偏执于固有认知模式的研究者放弃将现实世界视作具有特定属性的“实体”，而应把重点转移到动态进程中的“关系”。(85)另一方面，它提醒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即便一个社会广泛采纳了具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念，其深层结构依旧可能是前现代的，肇始于封建—殖民时代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在当下依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五、结语新封建主义是历史延续性和时间空间化的产物，但它绝非传统封建社会“停滞”几百年之后的当代映像。从生物演化的视角来看，如今动物园里的黑猩猩并不是人类早期经历过的某个阶段，它们自然也不会成为人类，因为二者都经历了几百万年不同方向的复杂演化。与此类似的，新封建主义并不是停滞的传统社会或某种落后的社会形态，它与当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样，是众多历史可能性中的一种。由于深受牛顿经典力学和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当代社会科学自形成之日起就以寻求确定性视作自身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探寻那些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或因果机制。但新的科学观却表明，世界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世界有着超越经典因果律的复杂关联，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纠缠。(86)历史发展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不同社会形态也不存在优劣之分。政治社会演进的足迹更像开枝蔓叶的树杈而非笔直的、光秃秃的树干，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才是它的本来面目。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立足特定标准对不同的国家社会形态予以评价。在转型理论看来，一种无须考虑深层结构而能够更为轻易地步入自由民主秩序的社会形态无疑是成功的；但立足治理绩效，深处新封建主义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表现得乏善可陈。历史虽然没有特定的演进目标，我们依旧可以在历史分析中得到经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以其灵动的笔触告诉读者，进步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求人类经受极大程度的苦难，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概莫能外。但倘若侥幸逃离暴力革命，就像印度那样，和平变革的代价甚至是更为沉重的：推动工业化的力量极其微弱，农业发展也一直处于停滞或低效的状态，一旦歉收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人挨饿。(87)因此，斩断与旧世界的联系，对于一个国家提升治理绩效而言似乎是十分必要的。或许正如圭亚那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所呼吁的那样，“发展必须意味着对现存的特权阶级的清算以有利于与其相对应的社会最底层群体”(88)。但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重塑旧秩序的社会土壤变得异常艰难。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好的希冀终流于幻影，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们，也必然要认真思考当今世界何以形成的历史动力。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3页，人民出版社，2012。②P.C.Schmitter."Twenty-Five Years,Fifteen Findings".Journal of Democracy,2010,21(1):17-28.③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④斯考切波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秉持“双重介入”的使命，即一方面介入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中，另一方面介入理论与方法的持久争论之中，参见T.Skocpol."Doubly Engaged Social Science:The Promise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In J.Mahoney,and D.Rueschemeyer(eds.).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07-428。⑤“新封建主义”一词非笔者首创，但本文在社会形态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下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意涵，这一概念的其他理解方式可参见J.Dean."Communism or Neo-Feudal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42(1):1-17; W.E.Murrary."Neo-feudalism in Latin America? Globalisation,Agribusiness,and Land Re-concentration in Chile".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6,33(4):646-677; M.Zafirovski."'Neo-Feudalism' in America? Conservatism in Relation to European Feudalism",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7,17(3):393-427。⑥杨光斌：《历史政治理论序论》，载《社会科学》，2022(10)。⑦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9)。⑧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⑨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⑩C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Russell Sage,1984,p.11.(11)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载《历史研究》，1989(1)。(1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3)S.A.Gelman."Artifacts and Essentialism".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2013,4:449-463; D.Rose,and S.Nichols."Teleological Essentialism".Cognitive Science,2019,43(3):1-19.(14)这里笔者借用了拉卡托斯有关“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以及“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ed belt)等相关论述，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65-14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5)理论框架(theory frames)是在特定认识论指导下围绕具体问题的基本看法，其意义在于确定那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议题，进而帮助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现实世界，参见D.Rueschemeyer.Usable Theory:Analytic Tool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7。(16)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包括但不限于洛克、密尔父子、托克维尔以及韦伯，参见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7)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8)释启鹏：《当代美国政治学的两次历史转向：反思与展望》，载《教学与研究》，2020(8)。(1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489页，商务印书馆，2017。(20)D.Collier,and S.Levitsky."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1997,49(3):430-451; L.Diamond."Election without Democracy: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2002,13(2):21-35; S.Levitsky,and L.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1)J.A.Winters.Oligarc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A.Hicken."Clientelism".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1,14:289-310; E.Adotey."Parallel or Dependent? The State,Chieftaincy and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in Ghana".African Affairs,2019,118(473):628-645; A.Pitcher,M.H.Moran,and M.Johnston."Rethinking Patrimonialism and Neopatrimonialism in Africa".African Studies Review,2009,52(1):125-156.(22)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例如在诺思等人的分析框架中，人类历史遵循从“觅食秩序”到“权利限制秩序”再到“权利开放秩序”的演进逻辑，每种秩序都具有相应的门槛条件，一个国家只有跨过门槛才能通向新的阶段，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韦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24)参见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15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王续添、辛松峰：《比较视野下的中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6)。(25)加里·戈茨：《概念界定》，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26)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5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27)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25页，商务印书馆，2004。(28)侯树栋：《论三大封建主义概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9)《列宁全集》第39卷，164页，人民出版社，1986。(30)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1)《斯大林选集》(下)，446页，人民出版社，1979。(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3页，人民出版社，2012。(33)G.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0,64(4):1033-1053.(34)乔治·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35)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存在的隐喻》，17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6)D.Collier,and J.E.Mahon.Jr."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6(4):845-855; R.Barrenechea,and I.Castillo."The Many Roads to Rome:Family Resemblance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Quality & Quantity,2018,53(1):107-130.(37)“隶属度”(membership)意为个案在多大程度上隶属于某类范畴，参见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8)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2页，人民出版社，2012。(40)C.Elman."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5,59(2):293-326.(41)John Gerring."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Polity,1999,31(3):357-393.(42)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存在的隐喻》，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3)姚中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从厚生主义传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44)N.Nu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09,21:65-92; A.Cirone,and T.B.Pepinsky."Historical Persist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22,25:241-259.(45)释启鹏：《“好制度”为何不能总是带来“好结果”？——中美洲国家兴衰的比较历史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5)。(46)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载《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杨光斌：《历史政治学的知识主体性及其社会科学意涵》，载《政治学研究》，2021(1)。(47)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289页，人民出版社，1964。(49)A.Morris."Alternative View of Modernity:The Subaltern Spea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22,81(1):1-16.(50)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29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51)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2)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95-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53)G.Sorensen."War and State-Making:Why Doesn't It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Dialogue,2001,32(3):341-354.(54)释启鹏：《“民族”压倒“阶级”：东南亚三国建国时刻的精英抉择与历史遗产》，载《社会科学》，2022(10)。(55)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55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5页，人民出版社，2012。(57)范勇鹏：《统一性、联邦制与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载《东方学刊》，2019(4)。(58)D.Acemoglu,and J.A.Robinson."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America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8,75(2):282-299.(59)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642页，中信出版社，2014。(60)斯蒂芬·赫斯：《美国政治王朝：从亚当斯到克林顿》，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61)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445-4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2)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63)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64)托马斯·艾特曼：《利维坦的诞生》，309-3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5)D.Acemoglu,and J.A.Robins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100(1):115-131.(66)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2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7)J.Mahoney,and K.Thelen(eds.).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Ambiguity,Agency,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7.(68)徐勇：《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20(1)。(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24页，人民出版社，2012。(70)D.Ziblatt.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71)A.Usmani."Democracy and the Class Struggl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8,214(3):673.(72)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73)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1卷，42-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4)参见张树华：《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泛滥、失败与教训》，载《政治学研究》，2004(3)。(75)安妮·凯斯、安格斯·迪顿：《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142页，中信出版社，2020。(76)J.Vreeland.The IMF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6.(77)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载《开放时代》，2018(2)。(78)杨光斌：《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3)。(79)A.Michael."Landowners and Democracy: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Reconsidered".World Politics,2017,69(2):233-276.(80)曾毅、杨光斌：《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2)；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81)R.B.Riedl,et al."Authoritarian-Led Democrat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20,23:315-332.(82)何家丞：《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2)。(83)释启鹏：《阶级冲突下的精英反制与民主崩溃》，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2)。(8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5)M.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103(2):281-317; P.A.Hall,and M.Lamont."Why Social Relations Matter for Polities and Successful Societie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16:49-71.(86)卡洛·罗韦利：《现实不似你所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87)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397-4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8)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知识地图

经验世界依赖于我们的理解，理解的概念图式就是知识地图。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描述与解释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将这些概念纳入一张知识地图，既有助于厘定既有概念，也有助于建构新概念、赋予其理论意涵与定位。 ...

罗星：着力培养“自觉的纪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纪律教育，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形成“自觉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思考的话题。1919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重温经典作家相关论述，对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进而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自觉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鲜明特性政党纪律作为政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需要一定的外在约束和惩戒机制予以保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无产阶级政党纪律，除了具有外在强制性，更是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觉悟和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自觉纪律。1861年4月，恩格斯在《布莱顿和温伯耳登》中曾引用英国上校麦克默多对纪律概念的阐释并表示赞同。这位上校说：“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可见，恩格斯心目中的纪律是由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遵守的内在服从，是组织内全体成员基于共同奋斗目标指引下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之所以具有自觉性，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致力于维护“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员的先进分子属性决定了遵守纪律已经成为实现崇高历史使命过程中每个党员发自内心的自觉选择。面对严峻复杂的革命形势，列宁从建党初期就把健全组织体系、严格党的纪律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赢得和巩固政权联系在一起，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革命胜利中，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1906年，在谈及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概念时，列宁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在列宁看来，组织上的一致性要建立在思想层面的集中和统一基础上，正是广大党员基于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同、对使命任务的忠诚，勇于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自我牺牲，才能自觉自愿地将遵守纪律视为实现共同政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纪律不同于剥削社会的“棍棒纪律”和“饥饿纪律”，“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由此可见，列宁眼中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纪律，建立在党员自觉自愿基础之上，既能最大限度激发起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达成党员个人对政党的认同，确保党组织的集中统一。形成“自觉的纪律”需要基于一定条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并不意味着“自觉的纪律”可以自发形成。对如何才能建立起并保持严格的纪律，列宁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可见，“自觉的纪律”是在理想信念、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下形成的。其一，纪律自觉的养成是建立在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基础之上的，理性自觉的纪律意识必然以党员干部的坚定信仰为支撑。列宁在谈到如何保持党的严格纪律时，把党员的觉悟和自觉性放在首位，强调“正确的革命理论”对党员养成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的积极作用。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维系，必须依靠内部成员对政党纲领、意识形态的认同。其二，在纪律建设问题上，列宁坚持唯物史观，既强调先锋队要以高于普通群众的纪律标准来衡量，又要求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维持纪律的重要条件。在列宁看来，严明党的纪律要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要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并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其三，党员服从组织的一个内在前提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以实现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发展为使命，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引领成员。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身出现了偏差，则势必会导致党的纪律偏离应有的方向。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维持，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能够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策略，且能够让“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推动党员干部强化纪律自觉在全党范围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有助于培养“自觉的纪律”。要看到，实现纪律自觉，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夯实遵规守纪的理论基础。缺失科学理论指引的纪律教育，只能停留在对党员干部的外在纪律“要求”和“约束”上，难以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行为。因此，要在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锚定党纪学习教育的目标，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化对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从政治、思想、能力、作风、纪律等方面加强党性分析，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使之成为校正思想和行动的“定盘星”。将纪律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中。纪律建设要始终立足于党治国理政全局而展开，牢牢把握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定位。应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以严明纪律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量，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政治监督保障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确保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作用。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执纪执法的实际成效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坚持人民至上，厚植纪律建设的群众基础。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也是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遵循。党纪学习教育不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而应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而使其投身于服务群众的事业中。在推进党纪学习教育中，应通过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充分彰显纪律建设的价值追求。（作者：罗星，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建教研部助理研究员） ...

任鹏：从制度视角研究民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简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旨在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更好地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喜平教授的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尝试回答这一重要问题。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的学术专著，较为完整地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的研究框架。作者以制度这一视角切入，从理论、历史、实践等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的内涵结构、历史演进、实践成效、发展进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从何而来、有哪些、好在哪、如何完善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具体而言，这一著作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理论视野宏阔，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从全书的谋篇布局来看，该书遵循认识发展逻辑，首先以“导论”的形式阐述了民生问题的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深度解读民生与发展、民生制度与民生建设的内在关联，进而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的历史演进、框架结构和建构路径。其次，正文六章分别从教育制度建设、就业与分配制度建设、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养老制度建设、救助扶助制度建设、住房制度建设等六个领域，全方位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的实践样态。最后，该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的成就、经验以及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到每章的叙述而言，以发展历程、现状分析、路径对策的逻辑思路进行勾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二是学术性、大众化兼具，说理透彻，表达鲜活。一方面，作者在全书的理论论证中，不论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民生问题重要论述的科学提炼，对民生制度现状的深刻分析，还是对民生制度演进的一般特点和基本经验的系统梳理，都能较好做到论点明确、论据有力、论证充分。例如，其归纳总结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渐进式改革等制度建设经验，都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为支撑。另一方面，该书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摆事实讲道理，用大量实例和数字说话，生动展现了民生制度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该书力求用百姓话、说百姓事、论百姓理，具有语言大众化、生活化的鲜明特点。譬如，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认为人民群众不仅关心“有学上”的问题，更关心“上好学”的问题，不仅追求入学机会公平，更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公平；在分级诊疗制度中，提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承担“守门人”的角色，促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目标。三是问题意识强烈，立足实践，回应现实。在研究范式上，该书从制度视角考察和研究民生保障和改善问题，突破了以往民生问题研究中存在的就事论事、一事一议的研究范式，实现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直接对接。在具体论述中，重视对我国民生建设当前所处阶段的分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协同跨进的新阶段，解决民生问题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继而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展开对各领域民生制度的现状分析，从民生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民生问题产生的体制原因、民生问题产生的具体制度成因三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既包括宏观发展方向也涉及微观对策建议的实践路径，为推进民生制度建设、将民生保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作者：任鹏，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

金民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若干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内在联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领导权、文化指导思想、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文化发展根本途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内在逻辑关联，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把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文化领导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基本要求。文化领导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突出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把握上，对文化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对文化立场、文化目标的规定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从立场、方法和目标任务上把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凸显了党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引领。文化领导权是实实在在的，决不能虚化。党对文化的领导要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各级党组织和文化工作者，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政治方向，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贯彻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工作部署。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并从根本上决定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到根本制度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好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六个必须坚持”的要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牢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独立自主的精神状态和自信自强的坚定意志，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坚持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守正与创新的有效贯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解决文化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巩固基础、发挥优长、补足短板，实现健康有序发展；贯彻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和方法，调动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实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互动发展、统筹推进；以博大的人类情怀和宽广的全球视野，在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同时，为世界贡献更多文化产品和思想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文化元素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始终饱含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始终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是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文明，长期坚持“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始终坚持根本而又不断壮大自身的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始终坚持“和实生物”的和合思维、“执两用中”的中和理念，讲求和平、和睦、和谐，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些概括发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持久强大的生命力，为更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两个结合”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还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主要任务决定了我们更多致力于“第一个结合”，虽然提出“深相结合”，但没有做充分的理论展开，没有形成“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建构。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在进一步实现“第一个结合”的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课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全面阐述“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必由之路”“最大法宝”“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重大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根本原则和发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当代发展的基本规律。推进新时代文化发展，就要坚持走好“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包容开放，坚持守正创新，通过“结合”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和光明前景。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并系统阐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内涵、历史基础、根本途径、重要原则等。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进一步丰富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原创性理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有方向有灵魂的文明，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文明，赓续中华文明的丰富内容和突出特性，具有历史连续性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历史中走来更立足于当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任务要求而产生，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现实而形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而提出，具有当代现实性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重大战略规划，同时包含文明建构的方法路径，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特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指向就是要形成中华文明的创新形态，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自强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力，体现出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包容创新性特征。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实践性强的理论创造，具有非常突出的理论原创性特点。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内在关联、逻辑自洽，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历史根基、发展路径、战略目标等根本问题，并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作者：金民卿，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负责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

王建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

 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具体举措，也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一部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解放自己。由此也对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在各种风险与挑战中淬炼自己、超越自我。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因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进程，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弱搏强是敌我双方的长期态势。而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必须充分考量双方力量对比，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不足，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梳理这一时期党的工作总结、工作汇报与历史叙事均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对下情搜集，须故意“收集反面材料”，“按照我的经验，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可以更客观地看问题。正是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问题为导向也是革命后重建现代国家的逻辑必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增长起来，党和政府“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此后，从《论十大关系》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无不是坚持问题导向，由此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提升执政能力的同时，也在提升着自我革命的能力。进入新时代以来，以问题为导向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品格。较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两部分单独列出，而这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说，作为报告主体部分的现代化战略部署都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范例。报告同时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全党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聚焦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走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调查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结合，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解决问题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可见，调查研究是解决主客观问题的桥梁与纽带，也是党自我革命的手段与工具，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续发展。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在提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如何解决调查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无疑是人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坚持矛盾分析法，就要以全面的系统的观点看问题，最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坚持矛盾分析法，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使矛盾分析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成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面对更加深刻复杂的发展环境，面对更多两难、多难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基础上，还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推动工作。较之旧《条例》，本次修订后的《条例》，增加了16条，共158条，修改了76条。这是坚持问题导向、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现实需要，是总结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实现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增强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增强自我革命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在挫折中砥砺前行，不断实现自我淬炼、自我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行进，在守正中创新。为此，既要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要全面客观地总结党的历史，勘定方位，推进党的事业开拓创新。在守正中寻求创新之道，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彰显了守正创新的实践品格。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走过弯路，遭遇过挫折，但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因而，中国共产党总能超越自我，应对前进道路上遭遇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在挫折中砥砺前行。守正就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执政根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原则：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二是对新中国三十年来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对前者而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组织化的集体人格，否定毛泽东同志就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否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等于党在否定自己的历史。因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又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对后者而言，实践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就是守正，就是一个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最好体现。守正不是守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一度盛行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转折等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创造性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创造性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个方面，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贯穿上述各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守正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守正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中，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要继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继承党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又要立足新的实践，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新的发展。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淬炼、自我超越，以提高驾驭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奋斗，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党内团结是组织生存的基础，也是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同时，唯有党内团结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组织意志。针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存在的问题，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如何消除派别活动，实现党内团结，俄共（布）没有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及时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在维护党内团结问题上，不容忽视的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等三个决定，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其中，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四个服从”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党内团结统一的制度基础。较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员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个体自愿加入组织，意味着要过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有组织生活，意味着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的意志。个体服从组织，是其他“三个服从”的前置性条件，或者说逻辑起点。有了这个服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而保证了党组织的令行禁止、团结统一，保证了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政治与组织功能。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才获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及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要对党过去的历史作出基本总结，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全会通过的决议最后一部分就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成为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从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2016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要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以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凝聚全党的力量，去迎接各种问题与挑战。以组织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也是建党的目的与意义所在。历史反复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团结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既需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设好、建设强，也需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这涉及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两方面内容，对于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提出更高要求。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所谓健康的思想斗争，就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同违反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和制度作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必要的党内斗争，统一全党的思想与行动，就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离不开党中央的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指出，一个社会的运转必须 “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就无法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在此意义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强有力的政党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以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政党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在列宁看来，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党才只追求党员质量的提高而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坚持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战略方针。较之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作风建设问题。因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共产党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目的就是要以过硬的作风建设迎接全面执政的考验，以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工业现代化到信息时代的到来，面对市场经济与信息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斗争，从严治党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自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严治党工作，围绕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要论述，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得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常态。新时代的从严治党突出表现在“全面”二字上，这是基于新的时代特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要求。为了准确反映从严治党的全面性、系统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报告从六个方面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鲜明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时代特色。其中，将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而纪律建设同样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六个方面。如此，就是要全面扎紧制度的笼子，以制度建设的全面性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要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处理好全面从严治党与激发党员创造精神的关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强调：“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所谓“创造精神”，就是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勇于创新的主观能动性。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就是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以达到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目的。全面从严治党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在“两个务必”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要在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与实践斗争方面全面提升个人能力。与此同时，报告提出要“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有了个人能力全面提升的中共党员，有了高质量的党员队伍，就有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源头活水，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成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对执政党而言，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其作为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的重大举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要堵住制度腐败的漏洞，就是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本次《条例》修订，完善了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强化了纪法衔接，是党组织执行和维护纪律的基本标尺。同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如此全面从严治党，必然会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作者：王建华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林兆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显著特点、历史意义等，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全面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

杨金卫：深入推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全面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丰富实践经验和重要理论成果，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彰显了我们党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其中，“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的重要论断，对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独特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开创新局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深刻认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的地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求，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奋斗实践表明，只有勇于自我革命，自觉加强自我监督，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党才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我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监督方式，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就必须坚强有力、充满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实践中形成的“刀刃向内”的自我监督，是一种自觉的有效的监督形式。自我监督是党和国家机关、单位、组织，依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等进行的内部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强调主体内在的规范自觉，是建立在严格遵守、模范执行各项法规制度基础之上的自我约束，是一种对自身严格要求、纪严于法的自律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人民监督是我们党坚持人民立场的现实体现，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义。”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鞭策，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开创了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伟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享有广泛民主权利。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和政府才不会懈怠，才能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人民监督是党外监督的主要形式，强调社会参与和人民权利，是在更广泛、更开放的层面上对党的执政和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党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才能有效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推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意义重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不断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战斗力。同时，我们党也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健全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党对监督工作的统一领导，构建起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实现了监督工作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党和国家监督工作逐步延伸覆盖到所有领域、各个角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有98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着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担当和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不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成就。面对党的建设和管党治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健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战略高度强调，“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破解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不懈探索和有效链接，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从监督目标和监督目的来说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彼此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共同发力，是我们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着力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都需要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根本宗旨，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出新探索，以新思路新举措取得新成效。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党的建设规律、全面从严治党规律、党的自我革命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创新运用，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于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邃思考和实践探索，是健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实践要求和重要保障。3、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推进自我革命，既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人民至上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运用。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机制。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也要注重紧紧依靠人民支持，把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应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自我监督，健全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建立科学规范的监督制度，明确监督的程序方式，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党内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突出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使党员自觉接受监督，确保对党忠诚、为民负责。坚决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推进自我革命，必须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党的自我监督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人民监督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人民监督的渠道，更加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在实践中，应着力加强党对监督体系建设的统一领导，健全协作配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形成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消除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空白和盲区，把所有党员干部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继续加强人民监督，有效开展监督教育，强化公民的监督意识，提升参与监督的能力和自觉性，提高人民监督的效果和影响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人民监督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拓展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推动智能化监督系统建设，提高人民监督的时效性和精准性，为人民监督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作者：杨金卫，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黄相怀：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新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正本清源、建章立制、举旗亮剑，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全社会正能量更加充盈，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氛围愈益浓厚。但意识形态工作是在思想文化、舆论认知领域搞建设、扶正气、驱寒邪，是一个常做常新的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好既有意识形态建设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直面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当前和今后应当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着力研究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新表现新特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新要求新路径，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主流媒体致力于不断向新媒体领域扩展以保持和扩大其主导性影响力，但自媒体的兴起、资本力量的介入等使得全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挤压，各种思想舆论在互联网场域中相互激荡，各种信息与观点的生产、分配、传播、接受呈弥散化态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思想舆论并非当然地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它们不能够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不能够提供有引领力的观点，就难以保证其主导地位。主流是获得的而非自得的，是通过扩大影响力而获得的，而非通过占据某种地位自得的，这构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必须看清楚的硬核逻辑。这种逻辑的变化，势必要求转变对于主流媒体和主流思想舆论机构工作绩效的评价标准，主要不是看做了什么，而是看做到了什么；主要不是看是否履行了其工作职责，而是看是否实现了其工作功能。进而还可以说，哪些媒体和机构能够持续成功发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功能，这些媒体和机构就可以被扶助或认定为“主流”。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以“英雄不问出处”“对手的对手就是帮手”的态度来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全党动手”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认知战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呈现新形态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纠治，在公共舆论领域各种明显而直接的针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的观点言论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风险不会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而且新风险更加具有挑战性。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舆论主导权、话语权的争夺，总体上从“主义之争”转向“问题之争”，从“争辩于理”转向“纠缠于事”，从“靶向攻击”转向“效应冲击”，特别是在具体案例和事件上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撕裂舆论为企图，以扰动正确认知为目的，以“拱卒”“松土”策略蓄能积势，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溃坝效应”“雪崩效应”“滴水效应”。这是一种在新技术条件下由过去的信息战、宣传战、舆论战升级而来的认知战的战法。在认知战时代，打好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战斗，战法转变带来的要求是深刻的、系统的：在什么问题上采用什么样的打法，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问题呈现的方式决定的；不是我们擅长什么就打什么，而是什么打法有效就怎么打。这要求我们所有的理应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媒体和机构，既要善于升维“动态感知”，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把握、认识各类思想舆论现象及其实质，又要善于降维“精准打击”，在见招拆招、主动出招中破解一个个网络舆论风险点。后真相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加艰巨复杂在后真相时代，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关于真相的叙事。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多样的叙事，谁主导了叙事谁才主导了话语。流量意味着影响力、利润收入和话语权，因此各种势力和推手以各种手法将矛头指向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频频介入、炒作社会舆情热点，达到“蹭流量”的目的，这在客观上就消解、削弱了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造成的更加严重的后果是：非意识形态问题被附加意识形态内容、非意识形态问题演化为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常见现象，意识形态问题与非意识形态问题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意识形态风险经常因其他方面的风险而累积，意识形态问题经常因其他方面的问题诱发而出现，人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现象和问题的辨识难度大为增加。面对这种复杂、混合、交织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态势，传统的封堵、删除等方法日益失去效力，甚至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与意识形态素养成为一种必然的战略性应对选择。这是因为，在难以改变这种复杂态势的情况下，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形成有效的对策和举措。除了采取必要的技术、法治等手段外，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要提升受众的意识形态能力与素养。也就是说，通过使更多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认识、思考、评判有关意识形态现象和问题的能力，使错误思想舆论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从而失去其影响力。（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丁晋清：着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国家安全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驾驭纷繁复杂国家安全形势、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必然要求。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越是接近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国家安全风险涉及领域日益广泛，呈现形态更加复杂多变，应对处置愈发艰巨。当前，我们不仅要维护传统安全，还要与时俱进维护太空、深海、极地、数据、生物、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新领域的安全风险跨界性、突发性强，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变量”，使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深入研究新领域的安全风险产生演变的规律特点，不断创新新领域国家安全工作的理念、机制、方法，着力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国家安全提出许多新挑战。科技创新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正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科技领域风险极易向其他领域渗透、传导、放大，成为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例如，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对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带来极大挑战；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技术也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安全威胁和伦理争议，对社会伦理、科技伦理产生极大冲击。这些技术一旦被滥用，将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科技竞争，推动国家安全斗争手段、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提出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必须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以高水平科技安全支撑和保障国家安全。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外部风险挑战空前上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风险空前上升，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例如，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战略焦虑上升，对中国进行毫无底线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图谋通过“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街头政治”等手段搞乱中国，千方百计干扰甚至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群众安全需求更趋强烈更加多元，对国家安全有了更多期待，对社会安全有了更高标准。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必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人民对国家安全的新期待，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这是对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注重协同高效，树立大安全理念。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加突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容易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最终危及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要求树立整体、全面、系统、辩证的“大安全”理念。这就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国家安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科学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完善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形成汇聚党政军民学各战线各方面各层级的强大合力。注重法治思维，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法治化。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只有树立法治思维，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才能确保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应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长远影响，加强法律法规、战略策略、政策文件、标准规范、预案方案等制度建设，推动重点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立法，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开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协调。注重科技赋能，以核心技术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注重基层基础，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把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重要工作抓手，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践行“浦江经验”，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聚焦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营造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作者：丁晋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汪晖：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

鲁迅把创世传说从对土的单一叙述中解放出来，把它放在造人与补天两个故事的交接点上，以混乱杂陈的形成呈现所有宇宙的原始质料。在打破一切次第循环的表象的同时，鲁迅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水和海洋的位置。 ...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以更加鲜明的主体性、更加突出的原创性、更加完备的系统性和更加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不仅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南，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迈向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者张宇，求是杂志社研究员（北京100727）。引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说，这一学说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资本主义部分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源和基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二是社会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探索现实路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艰难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改革开放后，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奋力开拓创造，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方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突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鲜明特色，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升华中，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奇迹、取得新成就，并在新时代厚积薄发，实现了理论发展的新飞跃，主要表现为鲜明的主体性、突出的原创性、完备的系统性，以及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鲜明的主体性，意味着我们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增强，理论发展具有了根本依托、内生动力和历史根基。突出的原创性，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强的能力进行理论创造，对前无古人的时代课题作出科学解答。完备的系统性，意味着我们在思维总体上认识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了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意味着我们把中国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宝库。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进到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我们的理论有没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能否自立于世界思想之林、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鲜明的主体性，进而形成强大创造力和引领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具有鲜明主体性、正在形成强大创造力和引领力的经济理论，而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范畴并不断推进这一科学的发展，是对其鲜明主体性的郑重宣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映这一巨大成就的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理论界对于用什么样的范畴概括这些理论成果的科学属性，以及这些理论是否具有主体性、原创性，能否成为独立的科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共识，也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中国能否建立起自主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该向何处去？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范畴，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十分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极大增强了人们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觉和自信，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的认识豁然明亮起来，这是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也是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主体性是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总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主体，立足中国实际，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自觉认识、把握和运用经济规律，有计划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进而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独立自主创造的具有鲜明主体性的理论。这一鲜明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信自立的精神气度在经济理论上的集中体现，是党的领导作用、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在经济理论上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经济理论上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何以形成？第一，清醒的理论自觉。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理论追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推动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第二，独创的经济形态。马克思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指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个主体，是“实在主体”，它是认识的对象和理论主体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在主体”，也是其鲜明的理论主体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有明确阐述，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日益成熟定型，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深刻的历史意义、重大的世界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我们不能不在理论上予以充分说明，不能不在理论的主体性上予以充分展现。第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经济和政治相统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和生产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等。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还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集中体现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自信自立，集中体现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集中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坚持问题导向，集中体现为着眼解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坚持系统观念，集中体现为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经济现象，努力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坚持胸怀天下，集中体现为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就有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可靠思想基础。第四，优异的实践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又进一步指导着中国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充分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不断充实壮大的旺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不断彰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觉醒，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的传统教条和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条，精神上走向独立自主、实践上引领时代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刻认识和努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意义重大。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主性就有了根本依托。曾经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适性科学，拿来用就可以了，中国无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这种观点还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只能称之为“过渡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的中国案例”等，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炼，包含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同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存在不可否认的缺陷。比如，在价值取向上宣扬个人主义，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作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作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这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的内容，正是西方经济学主体性的表现。对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有用的成分，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加以学习和借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仅会脱离中国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的经济学教条的思想附庸。只有坚决打破迷信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流俗的蒙蔽，才能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创造性就有了内生动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实践生成的；不是先验自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具体来说，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阶级和阶层的人基于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思维、传统、气质、风格、语言等主体性特点，通过思维活动对客观经济事实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和抽象、概括、提炼构建起来的。历史上形成的许多经济学流派和理论观点往往冠以某个国家、地区或者代表人物之名，就是对其主体性的一种标识。比如，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科思定理，等等。正是在这些不同理论流派和思想观点的交流交融交锋中，经济学逐步获得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理性认识，从个别主体的特殊性知识发展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普遍性知识。当然，这种主体性理论是否科学，最终需要由实践来检验。但这并不表示，理论的主体性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相反，理论的主体性与理论的科学性密切相关。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有主体性、创造性、能动而鲜活的。列宁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难免打上庸俗经济学的烙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是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指导我国经济创造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充分地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信心就有了深厚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扎根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特别是其中的优秀经济思想的主体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就形成了儒、法、墨、农等思想派别，以管仲为代表的一批古代思想家就曾以“经国济民”的思想自觉，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在分工、交换、货币、赋税、田制、土地、人口、国用、贸易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等方面，形成了义利观、恒产论、富国论、富民论、小康论、大同论、轻重论、平准术等独创性观点，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足以使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惊为奇迹。近代以来，为了摆脱被当作舶来品输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侵害”，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力倡“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经济特点，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使其主体性在新时代巍然耸立起来。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实践上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同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其主体性必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愈加牢固厚实、不断发扬光大。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突出原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主体性的生动表现与有力证明。这一特性表明，我们的理论是独立自主创新而成的，不是复制、模仿、拼接、改编而成的；是新知识的发现，不是旧知识的再现。更明确地说，我们的理论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模板，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版，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版。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的原创性，体现为一整套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论断，体现为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理论。提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创造性地回答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根本目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化发展的历史方向和历史方位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理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性回答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的发展背景下，“什么是先进生产力、怎样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理论。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条件下如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关于坚持对外开放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论。提出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创造性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对外开放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提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创造地回答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安全的理论。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理论。提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治理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还有许多，比如高质量发展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之所以成为原创性成果，是因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提出新观点，开拓新视野，构建新体系，进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时代新课题作出了创造性解答。这个时代新课题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经济基础，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这个课题，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不仅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命运；在理论上也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不可能解决。列宁曾形象地比喻，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伟大创举，其原创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尤显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为我们建立这样的理论自觉、这样的理论自信树立了典范。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完备的理论体系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人们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与迫切要求。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就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发表了意见。比如，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他指出，“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他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这一时期我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总体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探索。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思想，关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关于遵从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等方面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深刻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对象方法、逻辑起点、核心范畴、主题主线和理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的认识逐步清晰，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第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科学预测展开，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第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更多采取否定态度，多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批判。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一方面，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有用成分，如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注重批驳和摒弃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第四，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又限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的三分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和积累过程，阐述其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大大拓展、重点明显转换、框架深刻变化。一是加强了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加强了对经济体制的研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包括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以及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分配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在内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三是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研究。经济运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展开过程。其中，微观经济运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并通过企业、农户、居民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中观经济运行主要体现为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变动；宏观经济运行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及其波动。四是加强了对经济发展的研究。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处在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五是加强了对外开放的研究。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深度互动的趋势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增长，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以上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经济实践日益丰富、日趋成熟，我们因此有了更大的必要和可能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用更加完备的体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一，更加清晰的理论主线，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产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用的问题即社会的生产目的，体现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产生，就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确立为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成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深刻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二，更加鲜明的理论主题，即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鲜亮标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亮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些论述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跃升。其三，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上述理论观点，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治理、工作方法等主要方面，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达到了新高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展开了新一轮探讨，进一步深化了认识，拓宽了视野。比如，有学者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按照“制度—运行—发展—开放”的逻辑结构，突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学者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线，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发展为枢纽，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国家制度与职能、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学者以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为主线，从经济制度与经济改革、居民与企业、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宏观经济与政府职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学者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出发，结合改革发展实际，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学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基础，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方法和国家主体性问题，基本经济规律、国家与市场、经济与政治问题，价值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制度问题，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一种崭新的，处于不断改革发展中的，由多种生产方式、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多种调节机制结合形成的特殊经济形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自然要复杂得多，新颖得多，既不能照搬《资本论》以资本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也不能照搬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更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学理化的理论体系，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有用成分，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探索、借鉴、开拓。现在，这个新的理论体系业已成形，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重点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深入研究阐释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平均化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和发展历史趋势的深刻分析，他们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和一般规律作了科学预测，阐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哪些？前面所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创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关于坚持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论等。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普遍意义。同时，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所面对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当今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有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一面，也有适用于世界经济的一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既发生于当代中国，又发生于当代世界。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普遍性；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实践和全新的范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第一种情况，丰富原有理论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深化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些重要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又从实际出发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地位、作用、具体特点和实现形式，赋予了这一原理以新的内涵。第二种情况，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创新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强调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历史的首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他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路径，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第三种情况，修正原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突破性发展。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更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造性地提出公有资本的范畴，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出发挥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促进资本健康发展；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质、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作了全新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这里，需要纠正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做的只是将这些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形成应用性的特殊理论。依照此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只有应用价值没有原理价值。这种认识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中国实践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升华过程。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不充分，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态。其所包含的普遍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还有待继续探索，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那样，“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深刻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只有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理论才可称之为一般原理，且这些一般原理只能坚守不能创新，哪里会有人民群众创造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呢？哪里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呢？事实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思考、不懈探索的历史性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需深刻认识到，现在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坚定自信的科学根据。也需深刻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认识，并从这些新的认识中概括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能更好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发展，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另一方面，就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也曾指出，“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应当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实践、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进行理论抽象，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做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概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强调，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总结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最丰富的现实形态为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若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扎根于中国、成就于中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趋向。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有名论断。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意义。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在1958年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他进一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的思考，发人深省。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更加鲜明的主体性、更加突出的原创性、更加完备的系统性和更加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资格、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立足中国实践、引领时代发展的经济学说，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各国均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人民意愿，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完全违背了当今时代潮流。 ...

邵春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路径

总之，科技创新、生产要素、产业变革、发展范式四个方面逻辑衔接，互动促进，构成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路径。科技创新是动力源泉，生产要素创新和优化组合是基本内核，产业变革是扩大价值和提高效率的关键，范式创新是引导发展的发展观和方法论。 ...

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通过破除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保证，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问题谋划推进改革，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

今天，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仍在持续加强。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两国广泛契合的根本利益、深入的互信、强大的民意支持和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我们共同努力维护主权、捍卫领土完整和安全。 ...

支振锋：高水平法治促进良政善治

 法治是香港的金字招牌，安全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条例”）生效，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治制度进一步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长期繁荣稳定根基更加巩固。“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是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也是香港社会的共同愿望。“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涵。香港国安条例的通过与施行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的重大进展。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了香港本地自行立法的职责和义务。香港国安条例落实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确立的宪制责任，对接本地现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治框架，是发展“一国两制”事业新的重要成就。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安全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通过健全法治体系维护国家安全，既是世界各国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有序的常规，也是保障经济繁荣发展的经验。纵观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法治体系都较为完善，特别是构建了数量庞大、种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而且还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立法。条例明确规定确保特区内的财产和投资受法律保护，充分考虑到保护在香港的金融、传媒、咨询等各类非政治性组织的正常商业行为和国际交往需要，让各方面都能安心投资、放心兴业。香港国安条例为人权和民生福祉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保障。香港国安条例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原则，保护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香港国安条例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普通法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经验，与国际通行做法及规则接轨，但采用更高的人权保护标准，规定更明确清晰。香港国安条例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人权自由。健全国安法治为香港撑起了更大发展空间。香港国安条例生效后，特区执法、检控、司法部门秉持一贯的高法治水准，严格规范执法，确保公正司法，更好保障香港普通法制度贯彻落实。香港特区各方面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把资源和力量投到发展上来。香港国安条例的刊宪施行，与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选举制度的完善与实践、区议会制度的成功重塑一起，构筑起“一国两制”下特区维护安全稳定、促进良政善治的制度体系，从而更好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作者：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经济日报》2024年5月5日。 ...

刘红运：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制度遵循

 202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自2015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审议通过后的第二次修订，共9章53条，其中新增2章11条。《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化政治巡视定位，健全巡视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对推进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要点深化政治巡视定位，突出政治监督重点。巡视是政治巡视，本质是政治监督。《条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的要求，从党内法规的高度对政治巡视定位和根本任务作出规定。总则第2条开宗明义指出，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规定，对于巡视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更好发挥政治监督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条例》全面总结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巡视深化发展实践，完善政治监督重点，突出巡视巡察必须抓住关键、精准发力。第18条明确提出巡视工作应当紧盯权力和责任加强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检查“四个落实”情况。同时，《条例》对巡察工作单列一章，第49条规定巡察工作应当坚守政治监督定位，围绕“四个聚焦”加强监督检查。此外，《条例》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的要求，新增第19条规定，巡视工作应当加强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并对重点检查的情况进行明确，同时要求对反映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形成专题材料。以此督促“一把手”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健全巡视工作体制机制，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用。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至关重要。《条例》新增第5条，强调巡视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党组织分级负责、巡视机构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协助、有关职能部门支持、被巡视党组织配合、人民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大要求，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条例》注重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用。第7条、第9条、第11条中明确了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结合各自职责定位，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巡视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第14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应当协助同级党组织开展巡视工作，宣传、统战、政法、保密、审计、财政、统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巡视工作，协同做好人员选派、情况通报、政策咨询、问题研判、措施配合、整改监督、成果运用等工作。此外，在《条例》关于巡视准备、了解、报告、反馈、移交、整改等环节的规定中，还把巡视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的要求具体化，推动增强监督整体合力。如，第21条规定，巡视组开展巡视前，根据工作需要，应当听取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宣传、统战、政法、保密、审计、财政、统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关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通报。第26条规定，巡视组对巡视报告反映的重要政策性问题，可以与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听取其意见。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整改实效彰显利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巡视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就是对人民不负责。《条例》在强化巡视整改上见真章、谋实效，压实巡视整改各方责任。第32条规定，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组织领导。第33条和第34条明确被巡视党组织承担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以及集中整改的6项任务。为确保整改成效，《条例》结合工作实际和调研中的意见建议，将集中整改期限由2个月调整为6个月。为解决“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增写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调整的，应当做好巡视整改交接工作，持续落实整改责任。增写第35条、第36条，分别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的整改监督责任。《条例》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对立行立改、边巡边查作出规定。第25条强调，巡视期间，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政策规定并属于被巡视党组织职权范围、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巡视组应当按程序督促被巡视党组织立行立改。对反映集中的党员、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巡视组可以按程序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处置。《条例》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第30条规定，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视组对巡视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采取制发巡视建议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健全制度、深化改革等意见建议。第37条规定，有关职能部门应当针对巡视通报的问题和移交的工作建议，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措施，推动改革、完善制度、深化治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突出特点综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体现出3个突出特点。一是政治监督更加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条例》在明确巡视主体及机构职责、巡视监督重点及程序、巡视整改及成果运用等方面都体现了具体化的要求，如第9条第3款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工作汇报，具体化为听取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视组的工作汇报。为进一步强化精准报告问题，《条例》在第26条写入巡视报告问题底稿制度、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沟通制度。为做到“无禁区”“零容忍”，《条例》第6条、第47条强调实现巡视巡察一届任期全覆盖，第48条把村（社区）党组织纳入县（市、区、旗）党委巡察范围，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二是人民监督和自我监督有机结合。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效方式。《条例》第3条明确提出，巡视工作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有力保障。《条例》始终贯穿人民监督理念。第4条巡视工作遵循的原则第3款要求，坚持人民立场、贯彻群众路线；第31条要求，巡视进驻、反馈、整改等情况，应当以适当方式公开，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监督。打铁必须自身硬，《条例》新增一章对队伍建设作出规定，突出高标准、严要求。不仅第39条规定选优配强巡视专职干部，第40条还要求对于抽调人员，也要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第42条要求，巡视机构、巡视干部应当自觉接受党组织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等各方面监督，带头强化自我监督。三是标本兼治。巡视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条例》第34条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任务中，第5款增写对巡视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健全制度、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在第36条开展巡视工作党组织的组织部门监督责任中，第3款把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重要内容，把巡视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参考。 ...

牛晓民：把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调了改革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紧紧围绕”则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向，为我们更好地以改革为先导、向改革要动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本身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其内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方向、重点任务和推进方式。为此，全面深化改革，唯有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才能更好地体现其方向立场、价值旨归，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带动人民群众朝着复兴之路阔步前行。事业发展出题目，深化改革做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任务、所要解决的矛盾。比如，“人口规模巨大”既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艰巨挑战，如何破除自然条件约束，以及人口分布不均、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制约，形成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再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其中，构建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高效做好二次、三次分配，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等，都涉及深层次制度问题，必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都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尺，才能摸准时代的脉搏，更好破除发展的痛点。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涉及政治保障、旗帜道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这说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落到改革上，必然是全面而深刻的，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中国式现代化愈往前推进，改革涵盖的领域就愈广泛、触及的矛盾问题就愈尖锐、涉及的体制机制障碍就愈艰巨，就越要在“全面深化”上下功夫，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道阻且长，惟改革创新者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求。尤其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严峻形势下，找准改革的“准星”，明确改革的“方向”，至为关键。唯有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提高改革的精准度、精细度，让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资源用到紧要处，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深度，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确保在新征程迎难而上，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战略高度，时时依照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把改革推向前进，才能切中发展的关键，明晰前行的路径，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更加澎湃，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乐章更加壮丽。 ...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九十年代初期，党的文件里明确它是农村一项基本制度，是和其他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是以若干更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制度为支撑的，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制度等。 ...

马周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审视

虽然目前欧盟仅根据贸易法发起反补贴调查，但不排除欧盟委员会认定补贴事实存在后，进一步对在欧盟拥有经营实体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展FSR调查。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不仅将面临惩罚性关税，还将面对其欧洲实体采取的各类结构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比海关关税更具破坏性。 ...

王向民：“语言—分析”作为经验研究的新路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现象学分析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产与发表了许多建制性概念，其中田野政治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徐勇发表了“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活力与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田野经验中的中国话语，将土生土长、本土性的中国话语提炼和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概念。本文旨在从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角度对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进行社会科学认识论的探讨，认为“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概念来自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拣选，将这些话语/概念纳入不同处境空间将形成更丰富的概念含义，同时理念型及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当性的辩证运用将增强其解释能力。破除既有理论的束缚，回到经验实在本身，质疑常识并改变提问方式，将促进中国政治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甚至去学科研究，生产出更丰富的中国本土化政治知识体系。关 键 词：语言—分析  现象学  田野政治学  经验研究  概念建构  理念型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产与发表了许多建制性概念，其中田野政治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徐勇发表了“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活力与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田野中的中国话语，将土生土长、本土性的中国话语提炼和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概念。本文旨在基于舒茨(Alfred Schutz)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路径，为近年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提供一条新的阐释路径。这条分析路径未必是田野政治学研究者的意识之为，但是，从其行动经验与概念提炼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努力①，而且这条分析路径也能够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推向理论纵深。从研究取向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通常不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但是，我们认为语言作为意义理解与经验实在的中介，现象学对世界的意义建构正是建立在语言/话语分析基础上的，虽然它与语言(分析)哲学的漠视历史的形式化逻辑分析取向并不相同。将“语言—分析”与现象学的概念建构引入中国政治学之中，将促进中国政治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甚至去学科研究，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一、“语言学转向”与政治研究：经验研究的新路向对于盯着学科边界的敏感研究者而言，“语言学转向”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规范性研究为研究取向，而经验研究则关注数量惊人的材料/史料、冷漠无言的数据和瞬息万变的现象，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何以可以统合到中国政治研究之中？而且，对于专业研究日益分化、细化的现代研究方式而言，“语言学转向”分支研究领域内的分化已经达到冲突甚至对立的状态，何以能够抽取出一条该领域内大致认可的脉络？进而，上述尝试似乎是对学术史的无知与漠视，因为20世纪对宏大理论的批判已经形成了诸如中层理论等众多成果，何以仍然可以在宏大理论方向上探索？然而，上述质疑在根本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派生，经验或现实问题始终是研究行动的出发点，理论的出现与完善甚至细化是为了解释新发现的经验事实，而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经验事实问题。因此，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由经验发现而来的“问题”，对问题的解释或阐释引发了既有理论资源的援引及其再造甚至形成新的理论。这是问题导向的理论建构，而不是理论规定的问题裁剪。故而，真正的挑战是，问题(基于研究兴趣的经验发现)是否成立——是否真实，是否得到准确表述，是否表述得清晰完整。(一)语言学转向作为“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意指语言或符号成为研究对象，其解释方向是分析它在共同体中的指称功能。作为一种哲学分析，“语言学转向”意味着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事实行动研究转向以语言/话语为对象的研究。语言的形成是一个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成型的话语成为认识世界的牢笼，开放社会科学也依赖于话语的创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研究取向与研究领域：第一，语言学的解释机制与符号学理论的发明；第二，语法结构与逻辑分析理论的发明；第三，语言或话语的语境分析引发的语境主义与意义相对论辩论；第四，语言表象为话语之后引发的量化或质性的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我们无意介入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分支领域的理论纷争，只是想从中提炼出一条最基本的分析路径，而既有的冲突性理论并不妨碍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环节性的解释论证：第一，“语言学转向”意味着语言与话语可以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起点或有待解释的经验发现；第二，语言与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普遍性意义，而拣选则意味着一种理想类型②的概念提炼；第三，从生活话语到专业概念的转变过程中，概念建构运用了语境化/处境化的阐释技巧，而语境化/处境化带来概念更丰富的含义；第四，作为专业概念，这些概念具有相对较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自于名词动词化的分析功能。(二)以语言为中介的政治学研究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社会科学发轫，旨在区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或价值伦理规范取向，对社会存在进行精确的描述与解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的社会学”即在此学术史脉络上获得其理论意义，“社会学对他来说不再是人类存有的哲学，而是关于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个别科学”③。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核心是“人类行动的意义”，舒茨将此意义建构视为社会世界与理论建构的核心，进而分析行动的意义及其构成、意义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流变，以及意义的生产或构成如何形成了世界的客观认知与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解释。舒茨在胡塞尔(Edmund Husserl)“内在时间意识”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自我的时间流程”理论的启发下，以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回溯与还原的反省方法，回到内在时间的生命流程中，寻求行动的意义分析或构成分析(constitute，指主观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意义)，形成社会世界的意义网络，人类交往与知识生产及其理论解释由此得以可能。舒茨的现象学悬置了本体论的争论，将自然实情置入括号内，通过回溯与还原的方式，将人类生存纳入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相统一的理解/认识过程，并以形式逻辑推演的方式，要求把各个论证环节讲清楚。舒茨的现象学方法反对狄尔泰的“理解”科学，认为无论是形而上学或是价值学的预设，还是不能被证实的“直观”方法，都混淆了生活与思想，解释中充斥着含糊不清、未做说明的移情作用、价值的预设，或缺乏严谨学术规格的描述，认为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使“理解的”社会学首度被提升到具有科学性的地位上④。近年来，长期调查和研究乡村经验的田野政治学发现并建构了一些基于本土的政治话语，例如“祖赋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这些概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经验。暂且不论这些发现的价值取向是否合理，解释论证是否充分，中国乡村中的祖先崇拜、家户组织与关系人情等经验现象确实是活生生而真实可感的，“祖先”“家户”“关系”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而不察的语言与实践默会的知识。这些话语被研究者拣选，意味着研究者的主观意义建构与乡村行动的客观意义得到了统合。从方法论上说，这些话语或语言作为生活世界与理论建构的记号(signs)，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分析对象(这不同于田野政治学的另一类概念建构，例如“理性小农”并不以话语而是以机制作为分析对象)。因此，以“祖赋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为代表的田野分析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分析”的概念建构路径，可以运用舒茨现象学及其相关理论资源加以解释。进而言之，田野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经验中发掘话语”的现象学“语言—分析”路径。这是一种不同于“假设—验证”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经验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认识论而不是研究技巧的层面对其做出解释，并拓宽它在中国经验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和解释能力。二、赋名、语言/话语与政治民族志：田野概念的拣选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是从日常话语中拣选出来的。那么，这些被拣选出来的话语蕴含着怎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如何形成的？通过何种方式，我们才能发现与拣选这些话语？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清晰地说明研究者发现的这些概念及其地方化或本土化特征。(一)记号或赋名的来源与内在生命流程自然世界的事物本没有名称，名称是人们赋予的。如何赋予事物名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内在时间认知与意义建构。“意义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可被分割与测量的物理时间，也不是指往往充满外在事件流程的历史时间，而是指‘内在的时间意识’，对自身生命流程的意识，对体验者而言，他的体验的意义乃是建构于此。”⑤因此，赋名本质上显示的是对个体生命流程的反省与意义交换而形成的客观意义脉络，如舒茨所说，“每一个作为记号对象的行动对象都可以回溯到行动流程”⑥，它虽是人造物，但却是被构成的行动对象，具有客观意义脉络而被人们共同理解。名称与名称体系在舒茨的现象学体系中被称为记号与记号体系。记号及其体系的形成，在三个领域形成的意义脉络并不一致。记号最初发生在个体的生命流程中，是个体对世界的体验与观察，是主观的、自由的；随后，由于个体间的互动，互相体验到对方，而获得对方的意义设定，使记号成为主体间的客观意义脉络，个体之间由此可以交流，达成共识；最后，互不认识的同时代人甚至前时代的人，经由自我的生命体验或历史的共情而理解记号所附着的客观意义，从而真正理解记号的意义表达，而此诠释过程虽然是主观意义的呈现，却是对个体主观认知客观化并形成了客观之物的认知。因此，记号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诠释，是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辩证。以“速记”和“中文”为例，即使我们不懂速记，却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速记，即使我们不理解中文字词的意思，但是却知道这是中文字词⑦。记号要形成记号体系才能成为一套完整的意义表达，正基于此，徐勇呼吁“为‘概念孤儿’寻家”，形成“概念家族”，以及系统化的学术体系⑧。将概念视作记号、概念家族视作记号体系，意味着只有纳入概念家族的概念才真正具有记号的含义，“概念孤儿”即便“依据的是中国事实和经验，是对部分事实的理论概括，属于事实意义上的概念”，却由于经验的有限性而往往是“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因而“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概念孤儿”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只能达到一种个体观察与表达的主观意义，而无法实现个体间或跨时代互动的意义流动的客观意义，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解释基模，而后者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组合而成的记号体系或“概念家族”。(二)语言蕴含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记号、语言、概念实际上是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叠加，正是主体间性的意义建构构成了事物的名称或意义。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翻译之中，词典中的概念解说呈现的是主体间认知的客观意义，但是，此客观意义的达成与实现则必须依赖于使用者对此概念的主观认知，通过回溯与还原，探寻两种语言背后的具体而精微的含义，转译成“我们熟知”的语言，才能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精髓。比如，法国的“文明”概念并不能直接从法语词典中获得解释，只有了解了法国文明史，亦即通过回溯法国人对于“文明”的意识流程和记号附载，才能准确理解法国的“文明”概念⑨。同样，唯有理解血缘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才能理解中国的“祖先崇拜”及其对当下生活的规制，唯有理解家(家庭/家族)户(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结构在传统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单枝双表及其蓄水池作用，才能理解何以中国王朝可以更替而一统永续。语言背后的客观意义使得主体间的共识与交流成为可能，但语言的拣选首先是研究者主观意义的表达与诠释。“祖赋人权”概念发表之后，徐勇在《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基于方法论的探讨》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研究心路：从田野调研中生发的研究兴趣与经验发现，村民观念回溯而还原出“祖先”在乡村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研究者主观解释的逻辑演进，以及客观意义在学术界的形成。因此，“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这些概念来自调查过程中的语言表述。这些语言表述对于每个人来说尽管都是行动者主观意义的表达，却充分显示出它们在中国乡村行动者之间的客观意义，乃至最后成为中国文化上的客观之物：语言背后是当地人的共同价值观念(基于主体间性的意义共识)，这种意义共识还为被访者与访问者共享，乃至远离访谈情境的我们(同时代人)无须进一步的解释也能意会其中含义。语言蕴含的客观意义还能够穿越时间，形成特定的客观意义，被后人所使用。以“老祖宗”一词为例，徐勇注意到毛泽东在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数次论及“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邓小平使用“老祖宗不能丢啊”等话语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原性和重要性；习近平谈到南海问题时也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⑩。这说明“祖宗”一词实质上已经具有深厚的历史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使之能够穿越历史时间，在共同世界仍然适用。(三)政治民族志的田野调研与概念的发现记号或话语，生活世界中很多，理念型概念的建构固然是研究者特定兴趣与提问方式的产物，但是，作为前置，其发现来自民族志的田野调研。现象学方法通常被视为质疑常识，提问常识的方法(11)。而质疑与提问，固然有对于理论概念的非体验性行动，但更主要或更本质的是从田野调研或更原始的行动中检讨研究者常用的理论概念，并发现新的经验行动与理论概念。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通常被理解为以实地观察与访谈为研究技巧的田野调查方法，只不过在实际研究中，由于常常被用于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研究的标签，而被关注群体的人类学称为“民族志”。这里的“民族”指特定区域的社会群体，包括并不限于nation(国民、民族)或ethic(族群族裔)。作为研究技巧，它有资料收集与对象理解的双重维度，前者强调相对于档案馆史料、年鉴或问卷数据之外的鲜明的“当地”(local)的尤其是访谈而来的资料，因此它常常被人类学所采用，以区别于历史学、政治学甚至社会学。同时，民族志也意味着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即作为研究程序的对象化，来自于直接性与时空同一性的当地、面对面而不是匿名或类型化的抽象认知，因此，它强调实地观察甚至实践介入后的主观感受，理论意义的形成亦来自这种介入后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带着外来价值观或理论预设导致歪曲、裁剪当地经验。因为这种方法强调介入实地(field)，因而也被称为“田野调查”。一些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者甚至为了强调介入或沉浸的理想效果，将此种长时间的介入僵化为特定时限(数年)的田野时间要求，这就未免有些借椟还珠。田野时限固然是由身体介入而理解行动意义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否则永居此地的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的人类学家岂不是地方文化的最好解读者？从舒茨的角度说，尽管社会科学更多是对共同世界和前人世界的经验研究，但是，行动的主观意义脉络却来自周遭世界的内在生命流程。换言之，周遭世界的体验构成了研究者判断与建构行动意义的主观凭借。从直接而非匿名的角度说，民族志田野调查就是周遭世界主体间行动的再现，因为田野调查的面对面(face-to-face)的访谈与交流，拉近并深刻交换了“我—你/我们”之间的内在生命流程的意义建构，从而能够更好地激发观察兴趣、更好地提出问题，并准确地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脉络，从而找到或建构那个更为精确地描述和解释社会世界的话语与概念。因此，研究者介入周遭世界时，同时具备邻人与研究者两种身份，邻人身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体验对象的内在生命流程，在自我主观意义形成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共同体的客观意义脉络。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以田野调查为特色，徐勇作为该研究团队的核心人物，田野调查几乎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经历。在一篇论文的注释里，徐勇写道：“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将实证调查作为主要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1986年开始的个案调查；二是自2006年开始的‘百村观察计划’，对300个村庄5000个农户进行每年跟踪观察，为政策提供依据；三是自2015年开始的‘深度中国调查’基础性调查，目的是建构中国理论。其中包括以传统社会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分区域村庄调查。现已调查华南、长江、黄河三大区域16个省份185个村庄，每个村庄住村调查数月以上，掌握了丰富的调查材料。”(12)田野研究者在日常调研中听到很多话语，为什么他们仅仅选择了某些话语而不是其他？田野政治学也许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分析”理论背景，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在现象学“语言—分析”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田野调研，毋宁说，走向话语与语言是田野政治学与现象学“语言—分析”理论的共同走向，殊途同归。因此，田野政治学的话语取向与拣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如何暗合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理论指向，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在此，某些重复出现(中国内在脉络或内在结构的呈现)的现象或话语跃入访谈者的视野，经由自觉的比较意识与知识结构(中西社会的不同而凸显为中国性状的理论认知)而成为研究者的拣选对象，进而，研究者将拣选的话语纳入乡村行动者的内在生命流程，并通过回溯和还原方法，将形成田野概念的三重含义。三、处境化分析与概念的含义：田野概念的三重理解舒茨代表作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有两个译名——《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与《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13)。不同的译名反映的是译者偏好的差异，前者侧重行动意义的类型与结构，后者强调行动意义的建构过程。按照该书章节排布看，结构性的分析尤其是四个世界(周遭世界/world of associates、共同世界/world of contemporaries、前人世界/world of predecessors、后人世界/world of successors)的章节呈现，更接近于“意义构成”的译法。但是，对意义构成的理解却有赖于过程性的分析叙事，因此后者也是原著题中之意。对于读者来说，与其纠结于结构式呈现还是过程性建构，不如将结构类型与建构过程都作为概念建构的分析维度。语言在周遭世界、前人世界与共同世界的意义分析，形成田野概念的三重含义。(一)内在时间、周遭世界与“赋名”话语或概念在日常生活里只是一个记号、符号或者话语，只有被研究者拣选之后，才会发展成为专业性概念。因此，探索概念的含义就是要通过回溯，还原该记号、符号或话语的内在生命意识来源及其意义表达。假如我们悬置本体论的辩论，像舒茨一样采取自然立场，记号与话语的形成实质上发生于周遭世界。周遭世界指与“我”在时间、空间上共存的日常世界，主体间关系只有“我—你”，即使“他”也被当作“你”“邻人”，体现的是“我们关系”。周遭世界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上的直接性而非匿名性，由此决定着两个人都可以彼此经验着对方。尽管无法完全确认双方的某个行动体验完全一致，但是，两人共同“做”着某件事，生命流程是同步的，“我”可以以某种方式整合“我”和“你”的体验，“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整合“我”和“你”的体验，“那么我们两人就可以说我们看到一只小鸟在飞翔”(14)。换言之，我们基于主体间性而可以互相理解各自的体验。行动(act)之所以不同于行为(behavior)，在于行动“实质影响他人”(15)，即有意向性。歌德的诗句“即使我爱你，与你又何干”，反映的只是某人的行为而不是两人的行动，因为社会行动必须要与他人的行为有意义上的关联。换句话说，行动不同于行为的原因在于“主体间性”，它是主体间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周遭世界是活生生的主体间性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我的或你的私人世界，而是‘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我们共同的、互为主体的世界，它预先被给予在那里。唯有从这里，从周遭世界的社会关系，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体验出发，互为主体的世界才可被构成，并且从这里获得其原初且真正的效力”(16)。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与话语发现发生于“周遭世界”，经由周遭世界延伸到前人世界和共同世界。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生活现象每天都在上演，呈现出乡村行动者对“你”及历史“他我”的互动与意义交换。对于生活于同一家族的人而言，祠堂生活、婚丧嫁娶的行动都是全家族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展现了乡村的祖先崇拜。“教堂和祠堂均是敬奉神灵的地方，也是人们追溯自己来源的地方……在我们调查的中国农业文明核心区域，至今到处仍可见到农村家户供奉着祖宗先人的牌位，并有各种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17)“一家一户”既是中国农村社会实际上的基本组织单位(而不是个体或村庄)，又通过“包产到户”的再确认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情境(而不是个体、大家族或公社)(18)。“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帮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处处可见寻求他人‘帮忙’的事例。”(19)“祖先”“家户”“关系”活生生地发生在田野调查面对的周遭世界，却是深入中国传统血脉(内在时间流程)的记忆，并落实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文化符号。(二)历史时间、前人世界与概念的客观意义周遭世界的直接性带来体验的真实感，这也是田野调研打动人心的魅力。但是，社会科学家面对的处境界线往往是游移不定的，作为历史的前人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文化或结构延续的方式瞬时来到研究者的面前，比如，田野调研时横陈在调研者面前的祖先祠堂、家户行动与关系思维。前人世界就是历史过往，“纯粹的前人世界领域之特点就是前人的意识体验和我的经验之间完全没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前人世界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此它的特质早已确定。前人世界本质上就是已经结束、已经过去的，而且是完完全全过去的。它不指向未来的开放视域……前人世界在原则上和本质上乃是不变的、完成的和成为过去的”(20)。然而，前人世界仍然能够被研究者所理解。因为“只要我的注视方式有所改变，我就能够把过去的、藉由记忆召唤回来的关于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的体验，放在我关于社会前人世界的体验之诠释上面”(21)。形成前人世界的知识，有两种方式：第一，与我们周遭世界或共同世界中的他人之告知活动相关，而其内容正是告知者自己过往的体验(例如，我父亲的童年回忆)或是他对于他过往的周遭世界或共同世界的体验；第二，可以透过广义的记录或是古迹来经验前人世界，这些都是前人世界留下来的证据。历史材料的来源和出处使我们注意到记号设定者的周遭世界或共同世界，并且由此得知记号的告知内容，我们也可以将前人的记号转化成和前人的意识流程类似同步(22)。换言之，通过在前人世界和共同世界的穿梭，研究者可以发现二者的继承与变迁，尤其是传统在当下的延续。“祖赋人权”直接来源于研究者看到祖先崇拜在中国的诸多体现，现实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构成祖坟、族谱、祠堂、节日祭祀四种对前人世界的仪式性接触，在这一接触过程中，有关前人世界的记忆不断被激活、强化；“家户制”则来自研究者对历史的挖掘(对于被研究者而言则是日常生活的仪式性接触)，“家”成为独立的社会基本单元是一个从氏族部落到家庭公社再到个体家庭的历史过程，“户”则是春秋战国之后“分家立户”“编户齐民”的结果，此后，“家”与“户”的血缘、地域相结合的形态一直延续至今，构成我们对于家户的理解。研究者对前人世界的理解，有可能出错。一是“在探讨前人所使用的记号时，我却无法确定自己的诠释基模与前人的表达基模是否一致”(23)，因为前人世界中的他人不仅是无法观察与访谈的，也不可能被转变成与我有周遭世界关系的人，无法通过对质而证伪，因此，根据结果甚至是发生频率追溯的原因并不可靠。故而，“在哲学史当中也充满了对过去哲学家所使用词汇之适当诠释的不同见解”。二是受研究者的兴趣动机的影响。历史学者的兴趣既依赖于他的每个当下与如此，也依赖于他对生活的注意及其独特的模式，这种特殊的“眼镜”不仅会用于观察共同世界，也会用于观察前人世界。尽管历史学家解释历史的方式可以实现经验之统整性，尽力摆脱形而上学的叙事，但是，兴趣动机的内在限制确实会导致理解偏差。因此，“祖赋人权”与“家户制”的历史诠释是否准确与完备，实质上并不是一个普遍性或唯一性命题，因为它受制于研究者的兴趣动机，也受制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与把握。(三)共时时间、共同世界与理念型概念的主观脉络共同世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空间对象，假如说周遭世界的“我—你”关系中的“你”是“邻人”，那么，共同世界的“你”是“同时代人”，我们虽处于同一时代，却不在同一空间，具有“或多或少的匿名性”，故而，“我只能以间接的方式与同时代人接近，而他的意识体验也只能以类型化的方式被我所知”(24)。作为大学教授的研究者和乡村农民生活于两个空间，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日常生活中也不会有太多行动交集，作为“同时代人”，农民对大学教授的理解是间接的，反之亦然，农民及其行动以类型化的、匿名的方式存在于大学教授的“阅读”和“印象”中。共同世界的主体间行动是通过类型化与理念型而构成意义并互动的。例如邮递员是送信的人，要送信找邮递员就行了，至于邮递员是A还是B，那不重要。共同世界的人的理念型更多是一种主观意义的显现，它随着建构者的兴趣而有所不同，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建构，因此，研究者建构的人的理念型与参与者的理念型有所不同(25)。乡村行动者的“祖先崇拜”是一种对自我来源及其主体互动的理念型建构，研究者建构出“祖赋人权”概念却是对乡村行动者日常生活的截取、语词拣选与主观意义建构，二者显示出不同的主观意义脉络或兴趣动机。正因为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拒绝研究者进入田野前的理论准备，提醒研究者不能以刻板印象规制或裁剪尚未“面对面”的调研对象。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和共同世界，三者构成人类行动的三重处境，指向三种不同的意义构成方式，因而成为概念含义建构的三重维度。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构成可以通过上述三重处境化而得到更为周全的理解与解释，形成更丰富的概念含义。四、“名词的动词化”与概念的分析指向：田野概念的分析性“词”与“物”反映的是经验存在及其赋名的过程，亦即名词的意义建构。但是，何以这些词具有建构意义的功能，这取决于“词”的解释与分析能力，亦即将名词动词化而获得的解释能力。例如作为历史现象的赋名，“运动”本身是一个名词，史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汗牛充栋，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研究看来，没有发现新史料就意味着无法再添加新的描述与解释，但是，将“运动”作为动词，将获得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26)。由此，名词的动词化也就意味着发掘名词所蕴含的行动方式及其意义建构，此一回溯过程即是分析过程。(一)现象学的问题起源或提问的分析性与其说现象学是一种“行动的意义分析”，毋宁说它首先是一种提问方式。正是研究者的兴趣动机，带来独特的发现与提问方式，而此提问将问题拖入到内在时间流程，通过回溯还原行动的意义结构与建构过程。因此，现象学对记号、话语或概念的关注，对理念型的阐释都可以从问题意识或提问方式得到解释。换言之，现象学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分析或分析进路。提问来自经验发现，而发现来自对经验的重复性或者不同经验的比较。“祖赋人权”概念的提出就来自普遍而重复性的乡村现象：“笔者直接去过的61个村庄中，华南宗族村庄以供奉祖先的祠堂为中心，在黄河长江区域村庄的老宅正厅都会供奉先祖，并有大量祭祀活动。这些普遍性景象给笔者强烈冲击，并引发思考：为何中国历经多变，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老社会现象却长期延续？在阅读第一手调查材料时，笔者发现大量类似现象。”(27)那么，这个发现是否具有独特性呢？比较思维方式能够促发新的提问和类型化思考。“祖赋人权”是相对比较政治学主流概念“天赋人权”而言的，当下或后天的权利来自哪里，西方近代思想家认为来自“自然状态”及自然律，而徐勇认为来自中西大分类之前的血缘理性(28)；“家户制”的经验发现则来自中国与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比较，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组织的名称一直在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村社制度，但是，自由、独立的小农家庭始终是构成中国村落社会的内核(29)。在舒茨看来，现象学的回溯与还原方法并非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建基于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即使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随着对历史做诠释的出发点之不同，无论是以已流逝之已然行动的客观意义脉络为主，或是以我们的主观意义脉络为主，我们可以区分出事实的历史、人类行为的历史、客观意义脉络的历史或主观意义脉络的历史等等。从这里出发，历史学者才算是真的能够提出问题，也才能够选择相关的历史材料”(30)。换言之，只有建立在雄厚的调研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对勘基础上，利用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将客观意义脉络与主观意义脉络合二为一，才能得出科学的历史理解与理念型知识。理念型概念的普遍有效性亦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动机或预设条件。这一预设条件，一方面发生于研究者的兴趣爱好与提问方式，另一方面取决于理念型对前一动机所做的不变设定，设定发生改变，理念型自然随之变化。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舒茨批评韦伯误解了国民经济概念的普遍有效性，“经济的原则、交换率之形成的根本法则、利润法则、人口法则，以及所有其他这类命题，只有当它们的预设条件出现时，才是普遍有效的”(31)。换言之，理念型概念的预设同时构成其解释边界，超越了其预设条件，该概念就不再有效。“祖赋人权”的经验设定是田野调研中的大量活生生的祖先崇拜现象以及历史长河中的祖先崇拜，当田野调研中发现祖先崇拜已经减少或者削弱，或者历史长河中祖先崇拜的非客观性，甚至血缘理性不再影响社会政治过程，那么，“祖赋人权”的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二)理念型的提炼及其两种表述线索与韦伯一样，舒茨认为，理念型问题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32)。因为共同世界与前人世界的个体意识流程和事件已经和周遭世界社会关系当中可以在真正的我们关系中被掌握的活生生的“你”脱离了，时空的区隔带来或多或少的匿名性，这些社会关系虽有具体内容，但是这种具体内容介于个体意识流程的类型与一般他人(就是“每个人”或“某人”)的意识类型之间(33)，因此，它必须通过理念型建构才能抽象与建构起意义表达与诠释的记号或概念。舒茨以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不同，来说明理念型的含义。“假如说历史学追求的是，对文化具有重要性的个人行动、结构、人格等进行因果分析与说明，关注的是特殊的个体行动，那么，社会学则试图构造类型概念或纯粹理念型行动，并寻找发生过程的普遍规则(general rule)。正如每一种进行普遍化的科学，社会学概念的抽象特性的限制是，与实际的历史真实相较起来，社会学概念是缺乏具体内容的。为了弥补这项缺陷，社会学所能够做的便是，提高概念的精确性。该精确性是经由适当地趋近意义层次而获得的，这些可以……体现在理性的概念与规则之上。……为了藉由这些语词让某些意义明确的东西被指出来，社会学者必须规划行动形式的‘纯粹’(理念)类型，以使得每一个理念型尽可能具有完备的意义适当性，也因此，在其绝对理想的纯粹形式里，也许很难在现实世界出现，好比在绝对真空的预设底下所计算出的物理反应那般。”(34)舒茨将理念型分作两种：“人的理念型”和“行动过程”理念型(35)，在词性上可以区分为“名词”和“动词”。他对邮政人员、交通警察以及组织规则甚至规范或规章(政府、工会组织、宪法、交通规则)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然而，在论证线索上，他却以“人的理念型”为类型取向，以行动过程为解释线索，当我们建构“邮政人员”这一类型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他在一种客观意义脉络底下的行动过程类型……当我从先前给予的客观意义脉络回头追问对他来说适切的主观意义脉络时，我就是从行动过程类型转向人的理念型了”。因此，尽管偏好“人的理念型”的舒茨提出了“动词功能的名词化”(36)，将行动过程赋名，并将之归于某种类型的人及其行动，但是从其解释角度说，与其说“动词功能的名词化”，毋宁是“名词的动词化”，亦即分析与发掘名词背后的行动过程或意义构成，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分析与发掘具体行动的运作机制。上述分殊，如果从分类的角度说，“动词功能的名词化”走向人的类型化分殊，而从分析机制角度说，“名词的动词化”指向对行动过程的解释。“祖赋人权”概念，从分析角度说，是作为名词的“祖”在发挥着动词的功能，即“祖先”如何赋予后代人权，这种赋权方式不同于西方近代发明出来的自然律对自然人权利的赋予机制，而从类型化的角度说，“祖赋人权”是一种相对于“天赋人权”的人权获得类型。“家户制”的关系叠加也是一种“名词的动词化”分析，即“家”与“户”的复合与变动构成了“家户制”的完整含义，“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为血缘关系所支配，同时，作为生产组织，“家”又产生了财产关系；“户”是国家的基本单位，为地域关系所支配，编户为基，作为国家的编户高度依附于国家，同时，作为税役单位，“户”则产生了政治关系(37)。“家”“户”关系模式的叠加产生相应的政治形态，即“家户制”的“关系中的国家”。(三)分析或判断的两种适当性：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当性社会科学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地方在于它本质上属于形式逻辑论证。“关于世界的所有思想结果都必须被放入科学经验的整体脉络当中，而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诠释基模必须与世界(不仅仅是社会世界本身)的科学经验之整体脉络相一致。所以原始的与基本的科学模式、命题的表达基模、说明的诠释基模等等，本质上都属于形式逻辑。”(38)这一形式逻辑的分析是否有效力，取决于两种适当性：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当性。因果适当性体现为两个方面(39)：第一，它反映的是一种可被计算的、在理想情况下可被量化的机率(因而可被证伪)；第二，它反映的是一个被观察的特定过程(精神的或物质的)会依序跟随(或伴随)另一个特定过程而发生(因变量随自变量而变动)。因此，因果适当性反映的是客观意义脉络，是社会科学的经验脉络，概率表现为客观的重复性，因果相随表达了科学经验的“目的—手段”关系。遵循次数规则的因果适当性会出错。只要它缺乏意义的适当性，它就仍然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统计概率而已。因此因果适当性并非社会科学的本质法则(40)。因为这种因果适当性是指人类的行动类型建构和我们整个过去的理论脉络相一致，而既然每个人类行动的经验都蕴含着朝向某个(无论主观的或客观的)意义脉络，则只要跟人类的行为相关，被当作因果适当性的关系便只不过是意义适当性的一项特例而已(41)。因此，意义适当性的判断关键在于研究者的主观设定是否与周遭世界的生命意识流程、共同世界的类型化以及前人世界(历史)中的客观意义相一致。当主观预设无法回溯与还原到与此共同体的生命流程与历史演进的客观脉络相一致，缺乏经验基础的时候，它就是虚假而失效的，可能沦为一种形而上学或道德规范的论证。“祖赋人权”的意义适当性判断由此来自血缘理性是否真的在中国人的血脉以及它是否在中西“大分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五、余论：语言/话语、意义与“理解的政治学”伯恩斯坦在论及启蒙思想尤其近代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时候，认为“一度曾经是伟大的解放理念，却转变为桎梏人心的紧身夹克”(42)，意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背反。概念理论本是经验存在的产物，而如今经验解释却受制于理论，理论作为超越性力量凌驾于经验存在之上，规制或裁剪着经验事实。中国政治学的某些状况与此类似，景跃进将之归纳为“模式嵌套”“病理分析”“话语搬运”(43)。理论“外衣”成为“紧身夹克”，束缚着对经验事实的理解、解释。理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套认识论，因此，破除“紧身夹克”可以从认识论上进行根本性思考。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的主体是实证主义，它以近代经验主义为起点，经过休谟怀疑论的挑战，发展为20世纪初的实证主义，即“假设—验证”方法。它反映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研究路径，将自然科学的物理(强制)规则转用到人类社会，强调外部性关联或因果分析的说明(explain)特征，频率或重复性、自变量因变量的相随构成了分析机制的主体，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在政治研究中的拓展——即公共管理以及公共政策研究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但是，此种外部性与结构主义的分析如何能够说是真正反映了具体而变动的主体间性呢？换言之，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研究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冰冷无感、可以精确量度的物质，处理无机对象的认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处理活生生的人及其行动上，因此，伴随着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茁壮成长与一枝独秀，注重对个体行动的诠释(interpret)、理解(understand)的认识论及其竞争也随之发生，并成为学术谱系多元化的主要来源。从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历程看，长期以来我们将西方世界的成功视为中国落后与赶超的根源，从西方世界的外部结果反思中国行动的合法性，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经验理论作为中国经验的解释框架，从因果机制、理论“外衣”等外部视角推进中国研究。当中国在现代国际体系竞争中落后而原因多元的境况下，这种实证主义因果分析认识论作为诸多方法论之一种，并不能清晰地显示出其不适性，反而由于自然科学化的“科学”、“精确”外衣而被视为主流(甚至唯一)方法，西方理论界对实证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仅仅停留在中国学界的知识论而非实践论层面。然而，当中国崛起的历史境况客观上排除掉一些实证主义的目的—手段、外部性解释之后，实证主义视角的内在弊端便呈现了出来，遵从事实的经验研究者转而寻求“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内在视角，开始从认识过程、诠释等角度“理解中国”。这是“理解政治学”(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的认识论。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革命，是中国社会政治情势转变之后，反衬出实证主义的内在限制，进而探求多元化的中国理解的认识论革命。这个认识论革命，并非来自知识论的梳理与反省，因为知识梳理与评述一直静水长流，毋宁说它是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经验解释与现有概念理论失范的认识论范式断裂与新范式的建构。由此可以窥知近年来各学科不约而同转向“何为中国”论述的内在缘由(44)。这一转向如今由政治学界提出来，反映了政治学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敏感，以及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深层知识生产动力。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反映了上述认识论转向的努力。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不适切性，从中国本土寻找并成功拣选到“祖先”“家户”“关系”等日常话语，进而以“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概括和描述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经验现象，并试图通过回到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求中国话语的历史合理性与解释能力。这反映了一种突破主流经验实证主义的努力，亦即不单单从假设—验证而证伪的思路讨论中国议题，而试图从意义阐释角度讨论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尽管田野政治学并未明确使用现象学的理论资源，但是，其研究路径却清晰显示了现象学看待世界与展开研究的思维进路。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当代中国研究的认识论转型并不意味着应当摆脱以定量与证伪为目的的实证主义方法，因为实证主义方法在中国是对概念辨析式研究的扬弃，意味着一种区别于政治论述的、更为专业化研究传统的形成。可以说，实证主义与“理解政治学”共同构成中国政治学的认识论体系。拓宽理论的视野不但能够开发出更细化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助于丰满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细节，增加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厚度。伯恩斯坦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从经验的到解释的，乃至批判的方法论变迁，然而他认为“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45)。经验的、解释的、批判的，不仅意味着三种理论形态，更意味着三种提问方式与认识论，至少，我们可以发展中国政治学中的经验性理论、解释性理论、批判性理论以及三者的合体。“语言—分析”就是这样一种统合性研究。语言或话语是表达的载体，也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语言有其意义形成的前史，又是当下经验的意义呈现，“语言—分析”能够显示现象学及诠释论的工作机制。从日常生活(周遭世界)的行动者赋名，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三个处境化分析带来的丰富含义乃至理念型所蕴含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的统合，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显示了打破既有的僵化学科边界或“紧身夹克”的可能。现象学提醒我们，重归研究者的兴趣爱好，质疑常识，改善提问方式，才能生产出更丰富的中国本土化政治学知识体系。①在“祖赋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三个概念中，最接近现象学“语言—分析”的是“祖赋人权”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解释。参见徐勇：《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基于方法论的探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在“实证”的符号之下，徐勇所讨论的问题起源、村民回溯而还原“祖先”叙事的研究进路以及对自己研究心路的剖析，很符合舒茨现象学的分析进路。②“Idealtyp”一词在中文学界的译词并不一致，《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及哲学界大多译为“理念型”，社会科学界常用译词是“理想类型”。本文在舒茨语境中使用“理念型”译法，而在一般社会科学语境中则使用“理想类型”译法。③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页。④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39页。⑤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4-15页。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64页。⑦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66页。⑧参见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⑨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69-170页。⑩参见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11)参见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12)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13)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霍桂桓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4)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29页。(15)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06页。(16)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37页。(17)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18)参见徐勇：《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路径、特性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19)徐勇：《“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20)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91页。(21)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91页。(22)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93页。(23)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96页。(24)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52页。(25)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87页。(26)参见李里峰：《“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27)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28)参见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29)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30)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00页。(31)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43页。(32)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20页。(33)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20页。(34)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18-319页。这段话实则是舒茨对韦伯话语的引用，按照张庆熊的分析，舒茨的“理念型”概念不同于韦伯，他不同意韦伯的价值中立观念，理念型不可能是纯粹的，必定总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参见张庆熊：《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以舒茨为中心的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35)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62页。(36)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62页。(37)参见徐勇、叶本乾：《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38)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16页。(39)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25页。(40)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28页。(41)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329-330页。(42)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第19页。(43)参见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44)王向民、陈立业：《“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45)参见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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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现代化模式与现代政治理论的起源①

内容提要：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题的兴起，现代化研究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方能更加彰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英美现代化是商业阶层推动的，法德日的现代化是官僚制起主导作用，而俄国中国等则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二是现代化组织形式的梯次性。现代化运动组织化程度一浪高过一浪，依次是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然而，殖民地遗产是碎片化政治，国家组织不起来，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所在。三是性质各异的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或者说以政治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诞生于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流行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分别是英美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官僚制推动的现代化模式的产物，而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则应该催生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但是，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宰制性地位不容忽视。关 键 词：现代化模式  历史政治学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政治发展研究处于高潮时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现代化模式或现代化道路的研究硕果累累，可以说是“模式”辈出的时代，其中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研究影响最大。摩尔提出了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三条道路理论，即英国-美国的自由民主道路、德国-日本的法西斯道路和俄国-中国的农民革命道路。[1]摩尔基于阶级结构，尤其是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商业化程度分析，提出了现代化理论，既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关于“政治革命”的认识，也为我们认识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图景。摩尔的研究是处于冷战顶峰时期，当时流行的是民主—专制的对立，摩尔的书名《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其实也是为自由主义民主背书，即只有自由主义民主才是唯一成功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式现代化”即摩尔所说的中国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已经成为现代化模式的替代性选择，打破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神话，从而也就为我们研究现代化道路的知识性成果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今天的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不同属性的历史(历史本体论)具有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现代化道路)，从而产生不同属性的历史政治理论。[2]或者说，今天的历史政治理论是各种现代化道路或现代化模式的结晶。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脉络上，本文提出了现代化的三大模式：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通过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将会发现现代化本身的规律性特征，也会发现不同体系的政治理论的来源，这无疑是对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社会中心论的一种挑战，但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宰制性地位不容忽视。一、比较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模式人类在走向现代化之前，各国的制度形成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发秩序”。在欧洲，现代化开启了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或者说现代化(准确地说是“现代性”)和民族国家是一对比肩行进的孪生兄弟。在现代化开始以后，似乎只有英国和英国的旁支国家——美国等国家依然沿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成长，社会力量继续推动着国家成长，而其他主要国家则改变了前现代化时期的国家—社会路线图——虽然历史连续性依旧。因此，虽然现代化把人类驱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国家富强②，但是通向国家富强的道路却出现更多的岔口。(一)英国-美国：商人阶层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英美商业阶层推动的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公司制，或者说公司组织是实现商业阶层利益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当然公司背后有坚船利炮。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贸易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国家追逐财富的欲望，而追逐财富就需要进行海外扩张③并加强其军事实力和国内政制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海外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3]或者说，海外扩张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成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对于英国来说则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成长于海外扩张的民族国家，商人阶层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与国内的政制相联系，即使对于那些成长于海外扩张的欧洲国家而言，商人阶层在不同民族国家成长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实现商业阶层利益的组织形式都是公司制。在第一阶段海外扩张的几个国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计划是由政府主导的，在国家的干预下形成了与国内政治相配套的一整套体制，比如在葡萄牙有政府组建的具有封建性质的垄断性商行、航海船队、领地和管辖权制度、印度事务署，在西班牙有贸易署。而第一阶段的后来者英国、荷兰和法国则以特许公司的形式进行海外扩张，其中英国和荷兰的特许公司由商人主导，而法国的特许公司更多地体现着政府意志和利益，比如1600年英国的第一个特许公司即东印度公司是在商人的要求下组建的，1644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所有人员中3/4是商人，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中商人只有1/4。[4]不仅如此，法国的其他特许公司都是由政治强人黎塞留和柯尔贝尔直接创建的，因而受制于国家。[5]但是，与伊比利亚国家的专事海外贸易的商行比较，总体而言，特许公司都保持了自身的真正自治。这些国家在集权的同时，把部分权力授予特许公司，并把部分国家的对殖民地的宗主权转让给特许公司。就这样，国家和个人在政府授予的特许权的保障之下，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形成一体，其中的纽带是双方都追逐的经济目标。如前，在英国，商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商人的利益总是能得到国家法律保护。在工业革命前的100年里，英国贸易总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比如1763年离开英国港口的货船吨位数是100年前的5倍，英国拥有全欧货船吨位数的1/3左右，这种革命性变化是重商主义思想的政策化的产物。英国的贸易政策是以1660年、1662年和1663年的法并以1673年和1696年的法作为补充所建立的《航海法》为基础的。它们都是专门限制外国船只参与英国贸易的法令，主要目的是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沟通贸易，把购买殖民地的有价值的产品的权力留给英国的买主，同时把殖民地的市场留给英国制造商。航海法成为英国贸易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一个因素。[6]就这样，“托马斯·孟及其同事的建议被完全付诸实施了”[7]。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没有哪个国家像当时的英国和荷兰一样，贸易为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所青睐。新兴的资产阶级自不待说，他们本身就是因开拓贸易和追逐财富而产生的，关键是在封建等级中所形成的地主阶级，尤其是贵族阶级的商业化程度和由此导致的企业家精神受到世人赞誉。工业革命进一步使英国整个民族都资产阶级化了。和重商主义时期一样，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反映商业阶级利益的思想很自然地成为国家的政策，社会和国家关系再次表现出当时欧洲大陆国家所不具有的和谐性。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亚当·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从洛克和休谟的自然权利假设出发，斯密提出了通过“看不见的手”而实现均衡的自由竞争理论。此书不但轰动了经济学界，连议员们在国内辩论中也以能从中引经据典为荣。[8]此书为初步奠定霸权地位的英国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签署，在两个主要强国之间建立起了自由贸易，后因拿破仑战争而中断。在拿破仑失败之后，1825年英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商业法规重组，新的关税税则废除了1 100多项关税条例，到1846年废除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谷物法》后，英国完全走向了自由贸易时代。[9]如果说英国商人阶级的利益顺利地变成国家政策而得以实现，美国则是一个直接由“实业家”④治理的国家。独立战争后，“联邦的”政府也只限于东部的13个州，而更多未经开垦的地方则出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在独立以后的100年里，美国西部的新兴城市基本上是实业家建设并管理着，芝加哥、辛辛那提、丹佛等几乎所有的西部城市，都与奥格登、德雷克、拉里默等一个个鲜活的实业家的名字连接在一起。[10]因此，在美国，古老的波士顿到西部大开发中兴起的城市，都是先有社会后有政府。尤其是西部城市，由于人们自己建设供水系统、排污系统、道路、桥梁和公园，热衷于兴办医院、大学、博物馆等公共事业和其他公共服务，他们便自己建立起市政府，以便争取州和联邦政府的资助。研究发现，英国-美国的现代化是基于自发、自治的英国政治传统的一种转化，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以商业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驱动力，国家的作用是配合或保护商业阶层的利益。(二)法国-德国-日本：官僚体系主导下的现代化模式从组织现实主义看，德法两国具有高度的可比性。两个国家都是“战争制造”，因而主导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国家的官僚体系，制度变迁的方向都是自上而下。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政制直接影响着德国的民族国家建设。1.法国。如果说中世纪英国的国家传统是“王在法下”原则下的有限君权，那么法国的国家传统则是“君权神授”原则下的无限君权，“太阳王”路易十四充分体现了在欧洲大陆和法国流行的“君权神授”思想。显然，一个强调的是社会的重要性，而另一个强调的国家的重要性。不同于英国国家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作为现代国家的法国虽然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国家形成的标志则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战争制造了法国，而“战争制造国家”的一个副产品便是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在百年战争后期，法国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方向发展。把绝对君主制推向顶峰的是红衣主教黎塞留、马扎然和“太阳王”路易十四。在黎塞留成为首相以后，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直接在首相的领导下决断日常事务，从而使贵族权力机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在对待地方政权上，虽然没有废除长期为地方贵族所把持的省长，但他把16世纪以来向地方派遣的临时性钦差大臣变为定制，称为总督。这样，中央大大地约束了地方的自治传统。黎塞留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有利于迅速地增加中央的财政，有利于国家的对外征战和争霸。为了保证三十年战争的最后胜利，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然依然横征暴敛，马扎然之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亲政，其亲政的54年间，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需要征税，而征税就需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一套空前强大的官僚体系，结果必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集权制下庞大的官僚体系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领主、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同效力于国王，并随时面临被撤换的危险。从阶级关系来看，在国王“分而治之”的策略下，法国各阶级之间的联合已被相互隔离甚至仇视所取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离，使他们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使得貌似强大的政府在突然之间便彻底垮台。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的分水岭。法国大革命一方面清理着封建残余而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政治经济上法国革命既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更是一场强化国家的革命，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创造了“纳入国家所有”，将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庄园财产“归还给国家”。[11]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强化固然与革命时期的特殊背景有关，其内在的动力则是现代国家“理性”化过程。⑤正是以集中的税收系统、垄断的暴力工具、现代的教育体制和有效的信息传播为基础，国家的汲取能力、渗透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法国革命后国家权力的强化乃是国家发展趋势使然，革命则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了极致。托克维尔指出，“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12]。革命导致的混乱使法国人更加渴求秩序，因而先后有拿破仑皇帝和波拿巴皇帝。在整个19世纪，中央集权制更加完备，社会各阶级依然依附于政权，法国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而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并主导国家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自主性国家。马克思认为，波拿巴国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工具性角色，取得相对于社会的自主地位，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法国的行政机构十分庞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而市民社会却相当软弱。二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分裂的阶级关系为波拿巴国家赢得自主性创造了条件，使“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13]。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来看，英国和法国开创了国家转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英国的渐进模式备受推崇，但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走上了法国式道路。从这个意义看，法国模式的复制品远远多于英国。尤其对身处于“国际国家体系”[14]中的后发国家，国内的阶级结构、国际的军事冲突都可能提供革命所需要的空间，而早发的革命进展情况无疑会影响到后者的行动模式和选择。2.德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德国的历史比法国更短。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是，此时的德意兰则共有1789个拥有主权的政权。这种政治状况必然形成关卡体制，遏制经济增长。面对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经济上的关卡体制，德意兰要成长为德意志，军国主义道路似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必然选择了。俾斯麦在19世纪中叶说的话同样适用于18世纪的德国：“德意志命运的难题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15]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普鲁士精神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塑造的，即军国主义、官僚体制和制定法。它们构成了德国成长中的三位一体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路径，而这种路径所构建的“国家性”显然比法国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军国主义是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直接手段，官僚体制是支撑军国主义的制度结构，而制定法则是将官僚体制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加以法律化和制度化。这种国家性一旦形成，德国的制度变迁就走上了“路径依赖”的道路，甚至形成了认知和行为上的“锁定”，之后的事件和行为更加强化了这种国家性。德国的工业体系比如铁路、现代企业是在国家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也是如此。国家“所向披靡，完全占领了一切阵地”[16]。3.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宪制和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德国模式的翻版，在此无须专论。(三)俄国-中国：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当法国和德国还是等级君主制的时候，俄国，尤其是中国早已经是专制君主制了。因此，与法国和德国相比，俄国和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更强。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所特有的自主性，而当国家出现危机时，也就是支撑国家的官僚体制失败时，这些国家不得不由新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这个新型的政治力量就是政党。不但俄国和中国走上了这条道路，很多后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道路。1.俄国：国家自主性的丧失与政党—国家体制。与法国和德国相比，俄罗斯国家成长中的战争色彩一点也不逊色，且更有扩张性。当西欧人向海外扩张的时候，俄国人正在进行着横跨欧亚大陆的扩张。不断的扩张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制度留下了持久的标记，那就是为实现帝国梦想而奉行的专制主义。早在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之前，俄国贵族就是一个依附性阶级，专制主义国家已经形成。彼得大帝改革把俄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沙皇专制国家。彼得大帝更进一步控制贵族，他规定所有成年男性贵族都有终身军职或文职服役的义务。服役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框架，官阶等级成为贵族身份唯一的组织形式，贵族依附于沙皇国家。由于依靠军队力量，军队受挫必然动摇统治者的统治基础；由于统治者与官吏的个人化关系，军事危机所导致的统治者的危机又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组织体系的危机，专制政府难于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长期形成的国家自主性受到严峻挑战。俄国的历史经典地演绎着这种因果性危机关系。成长于战争的国家当遭遇军事失败后，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是政治统治的危机和国家自主性的丧失。1812年打败拿破仑和作为“欧洲宪兵”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使俄国俨然成为欧亚霸主。但是，几年之后，被俄国斯拉夫派所颂扬的保持民族伟大的专制制度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败涂地。战争的失败促使沙皇进行废除农奴制的土地改革并推动国家的工业化。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仅没有转移国内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冲突。沙皇别无选择，被迫实行立宪政体。但是，杜马是软弱的，沙皇依然是专制君主，完全控制着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事务。如果说1905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政府下的国家组织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国家的组织系统陷入彻底的瘫痪之中。很快的战争失败使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3月，沙皇既不能调动军队去维持秩序，也不能解散杜马。这意味着，沙皇已经没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政府瘫痪了。因此，沙皇政府倒塌于一场没有策划的革命中，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革命的发生。革命一发生，原帝国的许多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部门，纷纷土崩瓦解，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依然不能提供有效的行政管理，俄国开始处于无政府状态。从1917年夏天开始，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应该由谁来统治”，而是“是否有人能统治，全国秩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来”。由于旧的社会基础的组织基础已经瓦解，重建秩序的唯一希望就落在正在争夺民众支持的各政党身上。[17]此时，不拘泥于形式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工人管理”以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在无政府状态中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保卫政权并重建国家秩序。在保卫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党领导军队对于后来的国家建设很重要，即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形成一支纪律严明、中央集权的正规军队。不仅如此，党的组织还渗透到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党治国家”体制。2.中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更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在走向现代化而需要相应的中央集权的时候，中央权威却开始消解。“太平天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满清政府不得不起用大批汉族官僚，清末地方政权基本上被汉人控制，清廷已成为一具空壳。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埋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不仅削弱了后发达国家所必需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因为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而直接加剧了权力的人格化关系，并形成了政治的军人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大倒退。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治已经变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丛林规则”。“丛林规则”既是国家失败的表现，也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丛林规则”之下，支撑传统中国的两大支柱——道德基础和官僚组织系统——基本上瓦解了。面临道德和组织体系双重危机的中国处于总体性危机之中，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去组织国家，并重建道德基础。在“总体性危机”中脱颖而出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无论是在政治理念上还是在组织体系上，都比其他军阀更胜一筹。但是，蒋介石继承的政治遗产和面对的危机，一是各自为政的地方主义政治，这是一种危机性国家结构，使得国家的政策难于贯彻执行，两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均告失败；二是蒋介石政权在重建国家秩序，比如乡村政权建设中，过度依赖土豪劣绅而导致的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对抗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村的兴起，这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危机。⑥在双重危机中，本来是以政党来组织国家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演变为军权高于党权。这种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建设与现代性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使得国民党难以以有效的意识形态来整合资源和组织国家，只能以就军阀式的私人关系形成对领袖的个人忠诚，使得国家的组织体系主要不是建立在政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这样国家的组织体系就脆弱不堪，政权失去了原来“扶助农工”所形成的阶级基础，结果军事失败就是政权的失败。军治政权虽然对国家现代性成长起了一些作用，但无力从根本上应对国家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在总体性国家危机中，政治的道德基础丧失了，官僚组织系统不能有效形成，而军队主导的政权因缺乏阶级基础也归于失败，历史把组织国家的选择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鉴于旧军阀以个人关系为纽带而走向失败的教训，并借鉴苏联红军以党治军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各个层级上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党军关系。共产党极具魅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的对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形成的军队的高度组织化和战斗力，使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历史性地成为组织国家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原则的国家组织体制，改变了过去一百年中国“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把新中国有力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的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8]二、现代化规律：组织化程度递增上述三大现代化模式告诉我们，现代化是梯次推进的，而且越是后来的现代化，组织化程度越高。不仅如此，在现代化之前的长周期历史的国家比较中，组织化都是决定国家兴衰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告诉我们，组织化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国家本身就是组织化的最高实现，另一方面现代化包含着个体权利解放，而组织化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既可能导致现代化的挫败，也可能造成政治共同体的极化。(一)组织化程度与国家兴衰简单地说，中国之所以长期领先于世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西方自罗马帝国后直到16世纪左右才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国家即民族国家，这其实是中国政治史与欧洲社会史各自展开的结果。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政治有过精辟对比：“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⑦中国以一统为常态，即使分裂，仍然有着一统的观念和精神；西方以多统为常态，即使统一，仍有着多统的诉求和本质。一统和多统的区别可以说是中西方国家形态的本质区别。大一统国家的中心是皇权，皇权作为权力的中心维持着国家的统一，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皇权的载体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制度，而是要与郡县制和官僚制紧密配合才能发挥作用。郡县制克服独立的地方权力，保证中央权力对地方的优势地位；官僚制摆脱了世卿世禄的束缚，使得权力得以脱离大家族的掌控，皇权成为统治权的唯一来源。然而，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优势并不意味着地方对统一皇权的绝对认同，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帝力于我何有哉”，对于边疆地区来说“天高皇帝远”，这些都是侵蚀权力秩序的隐患。而礼制的作用，就在于以礼的形式，把皇权渗透到基层地方，一方面建立起统一的政治行为逻辑，另一方面加强百姓的对于“君父”的政治认同。科举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选举”，是选拔科层官僚的重要制度。科举既能破除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选拔贤能的官员，又能以考试内容实现教化、统合社会，加强各地区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郡县制与官僚制是单一中心权力体系的根基，在秦朝已经基本确立，而礼制和科举制则是此权力体系的支持和动力，保障并维持了单一中心权力体系的完整和运转，在汉唐之际逐步完善。这套把人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英雄所见略同，亨廷顿也认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直接诱发了欧洲现代性的官僚制。在西方，民族国家和官僚制的出现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最重要标志。那么，现代性之前的欧洲是什么样的呢？正如史家王国斌教授所言，在14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19]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具有了“现代性”。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19世纪的兰克所说，到15—16世纪，欧洲开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军等[20]，还有其他近代现象，诸如以文艺复兴为标志而产生的个人自由。可以说，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化程度不同，决定了中国直到欧洲出现民族国家之际依然领先于世界。还是组织化程度这个关键因素，决定了1800年的时候大清的GDP虽然占世界25%左右，但因为面对的是战争制造出来的民族国家——欧洲列强的以军事系统为基础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加上这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历经军事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大一统的大清虽然拥有大比重的GDP，但经济数据并不能转换为组织优势。大一统的组织优势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结构性问题是未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直到甲午战争时期，官民还只有“朝廷认同”而无国家认同。因此，甲午战争其实是一个省(北洋海军)对日本整个国家的战争。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更高强度的形式被组织起来，从现代化运动中的输家成为现代化的赢家。(二)组织化程度递增与发展的陷阱现代化是波次性的，即有现代化的先行者、竞争者和追赶者。如果说英国、美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是现代化的竞争者，而俄国、中国等则是典型的现代化的追赶者。在波浪式推进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是后来者，其组织化程度就越高或者越强，驱动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依次是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三个波次的现代化运动表明，越是后来者的现代化，组织化程度越高，原因很简单，没有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同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竞争。为什么二战之后那么多新兴民族国家，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现代化行列，绝大多数国家陷于发展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原因在于，殖民地传统深刻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和组织化，出现大量的所谓“强社会中的弱国家”[21]，国家根本没有组织现代化的能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没有统治的治理”[22]，进一步消解了本来很脆弱的国家，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再次被殖民化——思想上的。所以，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主性国家”，谈何“找回国家”[23]？“回归国家学派”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但对于在实践上能否找到或者能否找回来，并不是他们的旨趣。“回归国家学派”没能意识到，国家自主性或者与之相关的国家能力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被组织起来或者建设出来的，而这个组织者或者建设者就是强大的政党。因此，“回归国家学派”首先应该回到他们的老师亨廷顿那里——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才能提供权威和秩序。[24](三)现代化悖论：组织化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内在张力现代化就是封建性分散权力通过组织化而达到集中化的过程，同时欧洲的现代化又是“启蒙运动”催生的承认个体权利的过程，集中化而达到的组织化与个体权利之间必然存在与生俱来的张力。个体权利意识的极端化，催生的是“民族自决权”旗帜下的民族分裂、国家解体，或者是“认同政治”旗帜下的极化政治，从而危及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得回答的考卷。1.个体权利运动对高度组织化的反弹：苏联。我们一般把苏联解体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的失败，即通过“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而实现“民主的人道社会主义”。改革是国家的大转型，恰恰需要自主性国家权力，而苏联改革恰恰是去国家化的，因此导致苏联解体。这个反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苏联改革路线图不过是对社会诉求的一种回应，甚至是一种失去自主性的回应。这个诉求是什么呢？说到底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简单地说，“斯大林模式”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的高度集权化，其优势是把落后的国家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但其致命的问题则是个体权利的丧失而导致的社会活力的窒息，全社会处于无望和冷漠状态，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各阶层会蜂拥而起地要求民主化，为什么两千万党员乃至军队都麻木不仁，坐等苏联解体。2.个体权利—认同政治—极化政治：美国。如果说苏联的问题是被湮灭的个体权利而失去社会活力，而其对手美国的问题则是个体权利极端化而导致的认同政治和政治的极化。失去苏联这个外部威胁之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到90年代后更是一路狂飙，造成今天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以至于美国需要重新“树敌”而克服国内极化政治的困扰。其实，熊彼特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的个体解放(理性解放)运动无止境，最后反噬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历史果然沿着这个预言在演进。个体解放运动推动了民主化，在民主化运动诞生了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个体解放运动在国内政治中演变为性别认同和族群认同，政治共识越来越困难，最终导致极化政治和“否决型政体”。[25]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多数决民主”的困境，在美国学者看来补救之道是德国和日本的“共识型民主”。[26]3.低组织化—低个体权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苏联和美国是事物的两个极端，而更多发展中国家则是低组织化—低个体权利的状况。如前，在“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弱国家”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控制性权力掌握在“地头蛇”手里，广大民众缺少“可行能力的自由”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受教育、工作机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基本社会权利。[27]在世界政治中，低组织化必然导致低个人权利，无组织化则无个体权利。三、现代化模式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意涵根据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历史本体论即历史的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不同的历史政治理论。历史政治学为发现政治理论的起源提供了决定性启示，即不同属性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而每个现代化模式催生了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知识体系。(一)商业阶层模式的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从根本上说，产生于英美经验或解释英美经验的理论的一个主导性线索就是对西方文化、西方人影响深远的“自然权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为英美经验而“量身定做”(tailor-made)的理论。“自然权利”讲的是谁的权利？望文生义，当然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其中心思想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因此围绕“自然权利”而展开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理解为“社会中心论”，由“社会契约论”而演绎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思想和理论。英美国家现代化主导力量就是以商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这并不是说国家无关紧要，但从重商主义时期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国家的一个主要作用似乎就是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利益的“守夜人”。更何况，在美国这样的新大陆还是先有成熟的社会，后有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鉴于这种历史，古典主义时期洛克、休谟和斯密等人的理论都具有经典的自然权利思想⑧，他们基于人的自利性和自然权利信念，通过自由竞争，人类社会必然会趋向均衡，因而社会应该是一种“自由的自发秩序”。从理论背景和本体论而言，新古典主义其实是古典主义的新式表述。哈耶克从“无知之幕”而推导的“自由自发秩序”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只不过是休谟和斯密的理论翻版。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特别强调制度变迁方式中连续性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共同心智模式”的作用[28]，等等，既有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新古典主义，尤其是哈耶克思想的直接影响，其理论背后依然离不开英美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英美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比如后发国家都走上了与英美模式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也有共同和互通的一面，比如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基于最早走向现代化的英美早期经验而形成的社会中心论，基本上为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起着“格式化”、概念化和规范化作用，以至于生活在当代英美国家的很多思想家和学者也受制于社会中心论。可以这么说，洛克式自由主义以及由其所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源流，尽管有很多其他的主义和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不断地批判自由主义，有的甚至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总是与自由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29]，都脱离不了社会中心主义。因此，社会中心论是由流派众多的政治哲学所构成的“社会科学群集”，或者说绝大多数政治哲学流派都有社会中心论的印记。(二)官僚制模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知识体系如果说英美式社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了以社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而法国却没有那样的一致性，出现了历史与思想的分叉。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社会契约论、平等论、自由论和人民主权论等政治思想，最终把法国推向了政治大革命。然而，法国历史的另一个部分是，哪怕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很长的时期内，法国民族国家成长中一直践行着具有神权政治色彩的国家主权思想。法国的历史与思想的关系，既是冲突性历史的统一体，又是冲突性思想的统一体，而把冲突性历史和冲突性思想交织在一起，似乎又演绎着历史与思想的冲突。与法国相比，德国的历史与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英国的情形相似，德国的历史塑造着德国思想，思想引领着历史。作为发展序列上的后来者，德国思想界与腓特烈大帝一样崇尚国家的作用，强调民族个体和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形成了由反规范和反概念化的德国历史观所支撑的最核心历史观即国家概念。⑨德国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自由主义者康德对自由的理解远远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自由概念，康德认为：“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而不是个体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30]康德尚且如此，那么保守化以后的德国思想界，从哲学家黑格尔到德国历史学奠基人兰克，再到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无不把国家本身当作目的，强调“权力国家”。因此，当国家通常用权力政治术语加以解释并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时，国家本身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恶”，反而促进了更高的道德目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在德国思想界看来，只有在强大的国家中，自由、法律和文化创造力才能获得保证。因此，国家并不是纯粹的权力，而是道德的制度化身。[31]在德国历史中塑造的国家目的论和政治至上性的观念和思想，完全不同于英国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洛克式社会中心主义。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既把这个来得晚、来得迟的国家迅速地推向现代化，也曾多次导致这个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崩溃。因此，在价值层面，德国式国家主义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不管如何，德国的观念和思想确实是现代化道路的一种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知识产品，后发国家有几个能摆脱德国道路的影子？(三)政党主导模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无论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包括后来的“回归国家学派”，都不能回答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这里显然缺少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党是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下的一个利益集团性质的概念，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最密切关系，但同样一个性质的列宁主义政党为什么在苏联失败而在中国成功？列宁主义政党学说演变为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至少需要研究以下问题。第一，政党性质与组织形态问题。既然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知识体系上，首先需要对政党本身做深入研究。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政党，大致说来分为掮客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世界上第一个为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1800年在纽约诞生，这是典型的掮客型政党。欧洲后来的阶级政党以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民族主义政党，随着代议制政府的实行，也基本上都掮客化了。比较而言，从始至今，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其“使命”因时代的需要而发生适应性转型，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命型政党必然需要相应的组织形态，否则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是将使命型政党组织起来的不二制度。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就是使命型政党密切联系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从而使得使命型政党的“集中”能最大程度地科学化。第二，政党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西方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基本上都是仿照西方政制而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无外乎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自治、言论自由，等等。这些要素其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在代议制宪制中产生或发展起来的中观性制度安排，但被想当然地当作“国家建设”的指标。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进这些指标后，作为国家建设首要象征的国家自主性反而丢失了，在哪里去“找回国家”？换句话说，国家建设中形成的国家自主性不会因“国家”出现而自动发生，“国家”背后还有一只大手——政党。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定成正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主义现代化国家都缺少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32]，因而形成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中，持这种论断的并不只是亨廷顿一人。著名的政党理论家萨托利认为，多党制需要存在一致信仰的基础，而相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多党制缺少一致信仰的根基”。况且，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任务是重建国家秩序和经济发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党制不能解决国家建设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难题，这是相当公正的”。因此，一党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未必是一种不好的选择。关于对一党制的价值判断，萨托利指出：“一党制并不见得一定要有专制的气味，除非人们特别赏识政治多元主义的精神和美德。”[33]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建设理论更需要重新思考。第三，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使命型政党可能解决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但有的使命型政党为什么不能解决国家治理的种种难题而最终败下阵来，比如苏共。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解决了国家建设问题，还在国家治理中一枝独秀，才有“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其中的理论内涵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既然是“党治国家”，即党组织与国家组织高度同构化，那么，官僚化政党或人民性政党，就是回答“党治国家”成败的关键所在。第四，政党与优秀传统文明的关系。使命型政党最初都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目标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世界。但是，革命党建设的“新国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中长出来的一部政治生态，这个政治生态不能独立存在，需要大环境、大生态的滋养，因此使命型政党必须处理与各自传统文明的关系。总之，政党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更是对社会科学既有知识体系的巨大挑战。但是，新生的政党中心主义同样受到“先发”的知识体系的压力和挑战。四、反思性问题：社会中心主义政治理论的挑战从上述现代化模式看，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至少应该产生“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政党中心论”，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和国际社会科学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却是由英美模式而产生的社会中心论。无论是在法国、德国、日本，还是在俄国和中国，围绕“社会中心论”而展开的理论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常识性思维方式，以至于难以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而进行换位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中心论为标准而衡量任何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中心论”比较，“国家中心论”只是新近才被“重新发现”，“政党中心论”则刚刚出笼。“社会中心论”的宰制性地位对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社会中心论”主要是围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而建构起来的，主要是关于社会和民众权利的学说。社会中心论的核心是，社会高于国家，国家只不过是实现社会或个人(人民)利益的一个工具。这种政治逻辑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论证，还是一条最早的现代化之路。社会中心理论本身的问题及其解释力都不妨碍其强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第一，英美模式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中心论，它们自然成为很多其他国家所效法的榜样，是其他国家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赖以参考的指标。所以形成这样的思维依赖，不但是因为英美国家是一种痛苦较小的现代化模式，还因为英美所进行的模式和思想的推广。第二，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也首先开启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大门，以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法国的启蒙运动又把英国的思想普世化。毕竟，反映现代化政治诉求的理性、个人权利是对封建政治或神权政治的否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第三，与英国的渐进而温和的现代化方式相比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现代化的法国-德国模式和俄国-中国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过重大曲折，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失败、苏联的“大清洗”与后来的解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这些问题触动了思想观念消费者的痛处，张扬了英美模式和社会中心论的魅力。第四，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权势者的思想运动”，或者说是“无权势者的话语游戏”。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一群无权无势的思想者和学者，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力主体。但是，他们有话语权，甚至是话语霸权。作为无权势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追求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而社会中心论正好与他们的诉求契合。这样，社会科学学者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中心论的信仰者和传播者，那些反映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思想和学说由此而成为一种普世性学说，社会中心论由此成为一种话语霸权甚至是思想霸权。第五，社会中心主义不但是很多社会科学学者的追求，也是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毕竟，民众所面对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有扩张和专横的本能，国家权力的不正当行使，势必会侵犯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人权得不到保障，对个人权利的呼唤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不仅在消极意义上是维持人类所需要的安全和秩序之必要，它还在积极意义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者。社会中心论不但不能解释本文所述国家的制度变迁，更不能解释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永无止境的动乱、暴力和政变，亨廷顿指出：重要的不是举行选举，而是建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国家)；没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政治组织结构，选举只会制造混乱，变成破坏性的力量。[34]亨廷顿开出了“权威—秩序—发展”的药方。国家是被组织起来的，谁来组织国家？谁来提供权威和秩序？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已经有了答案。在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最成功的无疑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政体。[35]它与政治性的人民是什么关系？它又与法律性的个体性的公民的权利是什么关系？这是政党中心主义理论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⑩。①本文是作者对《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理论意义》一文的修订，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内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中国知网均检索不到，影响了其阅读；文章研究的是比较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及现代政治理论起源，与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语境恰逢其时。作者调整了文章结构，增加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规律性认识以及现代化模式之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思考。②现代化的目标是多重性的，但竞逐富强则是现代化的最初目标，也是终极性目的。③欧洲的海外扩张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第一个阶段，既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式扩张，也有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特许公司而开展的殖民地开拓；第二个阶段大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主要是战争征服式的殖民地扩张。④“实业家”在美国是从1830年西部城市迅速兴起时开始使用的，主要是指西部新兴城市的缔造者。实业家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有联系，但又不确切，具体地说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商人和其他行业的成功者。参见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香港)，1987年版，第139页。⑤根据韦伯的论述，现代国家的理性特征表现为五个方面：法律和权威的普遍约束力；对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专业官僚统治为核心的管理组织；集中而稳固的税收财政系统。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4-725页。⑥参见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第八章：权力危机下的政治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⑦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李零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这个文化基因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头脑。”参见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4页。⑧尽管休谟把自然权利归为“习俗”并批判自然权利假说，但是在根本上他还是同意近代自然学说的意图，并得出了与洛克相似的结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0～662页。⑨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一章导论，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⑩国际社会科学还没有就现代化或制度变迁的历史而设计出一套“政党中心论”。是否应该有这样的理论；如果应该有的话，其核心内容应该是什么，都需要专门的讨论，超越了本文的能力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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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乃杰：现代国家建构：从主权到治权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理论一般将主权的出现视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主权这一概念在历史中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两个过程：一是从中世纪脱胎而生的“去神权化”与拥抱民族国家的过程；二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因反思和警惕国家主义而限制主权的“去国家化”与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理论家们的关注点先后体现为如何建构强大的主权国家来对抗神权和如何将社会治理从国家主权中分离来限制主权，但鲜有人关注主权建立之后如何才能稳固。我们需要跳出将现代国家的主权确立视作完成时的静态视角。本文提出应当以动态的视角审视主权，关注主权与国家治理即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以治权夯实主权，探索以治权为导向的现代国家理论。关 键 词：现代国家理论  主权  治权  立宪主义  人民主权 国家主权的出现，一般被认为是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经典理论往往以主权的出现为界，来区分以神权为权威源的传统宗教国家和自身即最高权力的现代世俗国家。①拥有主权的现代国家被认为是具有无上权力、压倒一切的“利维坦”，国家的这一形象被现当代无数理论家们当作思考的前提假设来建构国家理论。然而国家至高的主权是否真如其语义学概念那样强大而不可侵犯，是否一经建立便能稳固？在阿洛伊斯·里科林(Alois Riklin)看来，主权不过是将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权力结构过度简化合一的一种假象，实际政治(real politic)中更恰当的概念应当是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②因而研究现代国家理论，必须透过表象重新审视主权这一概念的诞生与发展。对于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理解必须回到它的历史中去，回到它最初诞生的欧洲大陆追溯其产生的原因，才能理解它日后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以及发展。一般认为，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欧洲神权国家体系转变为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现代国家理论家将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叙事细化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观因果机制的比较探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查尔斯·梯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然而在战争中诞生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其实并不成功；无论是马志尼的“每个民族都是国家”，还是“威尔逊—列宁式”的民族自决，其共同意涵都是只有单一民族国家才可以实现其社会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现代国家的特征——国家主权。在欧洲之外的现实政治世界中，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却寥若晨星，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给现代国家理论的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传统国家理论的研究者习惯于以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为起点，研究殖民体系对这些国家建构的影响。这一研究进路虽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回答了殖民体系的政治安排如何形塑了前殖民地的国家形态，但在解释去殖民化后的国家认同这一政治基础性议题时，要么延续“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的解释路径；要么则以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视角，从殖民地社会是否“缺乏公共精神”等的“前现代性”叙事，来阐释和划分前殖民地国家的现代性程度。同时，传统的国家理论研究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国家主权的建立，无论是民族国家理论也好，还是去殖民化与民族独立也罢，都是以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主权为目标和结果，而很少关注主权建立之后的事，仿佛国家主权要么是未获得，要么就是现在或过去已经获得。国家主权的建立究竟是一个结果性概念还是一个过程性概念？作为过程性概念的国家主权在建立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是否会得到加强或被动摇？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主权的变化？这都是现代国家理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诞生与发展(一)古典主权观：利维坦的诞生一般认为，现代国家的概念产生于近代的西欧。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神权国家，16世纪法国理论家让·布丹(Jean Bodin)提出的“主权”概念是现代国家的先声，他找回了拉丁语中“君权”(majestas)的概念，提出了主权者对内的最高权力。这里的现代性，指的是其将主权也就是国家的权力树立为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力。17世纪英国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此基础上以自然权利说否定了主权来源于宗教的至高权威，认为主权者自身即是最高权力，使国家逐渐走向世俗化。③霍布斯从人类自然权利的至高无上性出发，以社会契约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让渡出来形成一个公共权力——利维坦，这一公共权力就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权力；甚至在他看来，法律只是这一至高无上的主权者的命令与意志。④霍布斯给予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的唯一限制是他的自然法思想：在同个人权利尤其是其自然权利相比较时，后者拥有优先性。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则将布丹对内至高无上的主权拓展到国际关系中，即主权的独立、平等和不可剥夺。至此，古典主权观基本形成，即对内至高无上的利维坦和对外不可侵犯的国家之唯一代表。在古典主权国家概念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共和主义和韦伯等流派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二)立宪主义主权观：古典自由主义对主权的限制自由主义理论对国家主权的思考始于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在霍布斯的基础上，个人权利不再仅体现于一次性让渡的那一刻，而逐渐成为产生并监督主权者的真实社会权力。在自由主义学者中，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这一根本观点没有发生改变。自由主义国家观中的国家因而是诺奇克的“小国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的消极“守夜人”，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则成了要保护个人自然权利而不得不存在的必要的恶。在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中，主权须经权力的让渡而得以建构，因而自由主义主权观实际上是基于自然权利说的世俗主权取代中世纪基于神学来源的神权的理论，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便是以立法机构为实际主权者的制度安排。随着17—18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自由主义国家观尤其是社会契约论这种基于自然权利假设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理论越来越受到质疑。其中经验主义大师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实践理性的视角总结道：“人们不愿承认，所有的政府或起源于暴力、篡夺和非正义，经由时间得到承认。”⑤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的建立并非起源于社会契约，而是这些获得权威的政府经历了时间，因有利于共同体的利益而被人们所承认，而自由主义国家观却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而忘却了这一点。休谟的国家理论一方面将权威建立在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理想政府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政府。前者表达了国家权威建立的经验基础，而后者则阐述了文明政治的规范性对于有效国家的必要性。但同时休谟认为，国家权威的建构完全基于哲学理性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结合历史的演化而成的，是政治现实和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公共信念相容的结果，缺乏这些基础的理想主义改革只能带来国家权威的崩解。自利维坦诞生之日起，从自由主义契约论到经验主义国家观，它们在以经验、宪制传统限制利维坦权力方面是一致的，这便是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国家观。(三)主权观念的双向发展：人民主权论与韦伯式国家观近代欧美思想家们迎接了主权对神权的取代，在承认其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却对当时逐渐兴起的民主观念产生了怀疑。休谟就曾以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评论道：“每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会(numerous assemblies)，无论其结构特征如何，都可能变得混乱不堪……没有哪个比那些由没有共同联系的人组成、只是因为被召集到同一个地方的人更加混乱。”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即使每一个雅典市民都曾是苏格拉底，在进入议会(assembly)后也会变成暴民”⑦。不同于这些质疑，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则提出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尽管他同意麦迪逊等对大型议会的质疑，也承认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Montesquieu)警告的“重大缺陷”(the great drawbacks)，即国家领土的扩张以及人口的增多导致的人们居住形态的分散会影响人民主权的实现，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议会的结构：即使是小国中的小型议会，真正的危险亦是(难以调和的)众多派系(large pluralities)而非(压制少数的)大多数(majorities)。⑧与早期思想家不同，卢梭认为“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会在参与的增加中扩大而非缩减，“最大公意”(the most general will)会在公民参与投票人数最多的时候实现，因为公意(general will)更能在“从全体中来为全体而生”(from all to apply to all)中实现。⑨同时在组织良好的政治机构(civic institutions)中，人数增多本身也不会破坏议会本身的秩序，因为良好的组织制度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社会团结，从而中和人数增加带来的危害。⑩但他同时强调，立法机构应当远离针对特定具体事物的立法(particular law)，人数众多的议会是可能在有关共同事务的立法(general laws)上良好运行的。(11)这便是卢梭的“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便只是考虑着他们自己了……这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12)。相较于古典自由主义因对民主的怀疑而以立宪主义框定主权，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则是肯定了人民主权与公意产生的可能，因而是一种共和主义主权观。不同于卢梭对人民主权价值的肯定，以价值无涉为取向、以官僚科层制和三种类型合法性为核心的韦伯式国家观是当代研究者研究国家理论时绕不开的理论。韦伯以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三分法的官僚国家取代了从卢梭人民主权国家到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工具论国家，以形式国家观取代了实质国家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是那种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13)换言之，韦伯认为国家官僚体系可以通过技术上的完善达到国家理性化、现代化的建构，从而实现合法化。在韦伯看来，欧洲国家主权的基础有两个——军队和官僚制，若在区域内垄断了这二者，国家便能有效组织起来。易建平将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视作其国家发展阶段论(早期国家—完备国家—成熟国家)中的“完备国家”，它属于现代国家。(14)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他认为官僚国家即政府是一种“技术精密的形式”(the form of technical precision)。他还补充了国家的另一面是法律机制(the juristic form)，即国家自身便是主权者，其唯一任务就是制定法律。同官僚制一样，制定法律也需要一个理性化(rationalized)的机制来实现。(15)因而在施密特看来，主权确立的国家，即官僚与法律机制确立起来的国家，就是现代国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则提出，主权观念是在“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时期产生的。(16)这即是说，主权观念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声。由此不难发现，以理性为关键词的韦伯式国家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拒斥大众民主的精英主义国家观，这种国家理论是对当时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的欧洲政治实践的一种提炼，也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国家观。(四)当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对主权的解构由战争制造的韦伯式国家对财政控制力和军事权力的极端追求，被认为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现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这种国家观，主权概念由此开始被解构。丹尼尔·菲尔波特(Daniel Philpott)对此评论道：理解主权除了要在历史中了解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自欧洲向全球传播的主权国家之发展，还要理解20世纪下半叶对国家主权的限制。(17)从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开始，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不再是布丹和霍布斯所说的由掌握实际统治权的君主占有的最高绝对权力，也不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而是一个由人们轮流占据最高权力的“虚无空间”(empty room)。在勒福尔看来，民主主权的核心议题是对权力的想象和感知：在君权神授时代，对权力的感知和想象是占有主权的君主肉身，而随着法国国王被处决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权力所处的想象空间被彻底清空，而这一空间不再为单一个体所占有，而是被轮流掌权的各方势力占有，于是主权便被认知为社会权力分歧与冲突的制度化安排。(18)因此在勒福尔这里，主权不再是实然的不可分割的权力，而是一种需要公民在政治辩论和轮流占有中反复确认的想象。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认为，主权是一个无法解释权力间关系的过时概念。在他看来，从中世纪到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主权的一致性特征是由统一的核心而生，被个体或某个群体所占据的合法化的惩戒(甚至杀戮)的权力，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也并不例外；而能适应现代权力关系的应当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即主权权力是一种由纪律(discipline)和“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组成的复杂战略，而非单一的、具有恒定意义的概念。(19)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则更为激进，他反对霍布斯、卢梭等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主权论，认为其是一种错误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即不存在所有个体应当追求的组织化目标。社会权力关系应当是个体间自由的竞争，为了保护这种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作为具有无限权力的主权机构就不应存在。在哈耶克的“模范宪法”(model-constitution)中，只有立宪机构可以被视作一种“暂时的”(temporally)主权者。(20)勒福尔将主权视作一种需要在反复确认中感知的权力的“虚无空间”，福柯对主权的无视，甚至哈耶克尝试摧毁主权这一概念，都因过分警惕绝对主义而拒绝了共同体和共同利益存在的可能，所以才将社会分化和冲突的现实作为需要加以制度化的内容。从经典主权论到西方现代主权理论，主权的概念从一种实然的、统一的、绝对的主权发展成为一种虚无的、冲突的、分化的主权，这一“建构—解构”的过程体现的是思想家们从去神权化的努力到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警惕。(21)这一过程的共同追求是个体的安全和自由，然而对主权与国家解构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共同体自身统一(unity)的威胁。尽管勒福尔将现代主权定义为囊括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对权力的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但他认为现实政治中继承卢梭人民主权、实现“集体自治”(collective autonomy)的途径是将冲突和分歧制度化，将其转变为一种正常的政治过程，是民主制试图保持符号化的主权的“虚无性”(emptiness)的努力，因而会是一种脆弱的平衡。(22)这些对主权的工具化、形式化以及去价值化的努力，反映了战后思想家的分析实证主义倾向，他们警惕制造战争的主体——主权国家的恶，但却仅将国家——这一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统治工具存在的实体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对象加以批判。(23)这不仅忽视了主权国家在社会团结方面的重要意义，更忽视了主权国家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即使福柯也承认，主权的形态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社会关系，对主权的讨论并未在进入代议制民主后消失而是换了一种形式。(24)正如弗朗西斯·哈里·欣斯利(Francis Harry Hinsley)所描述的，国家相较于社会的分离可能会产生统一的主权国家，也可能产生的是“分裂化的国家”(segmentary states)，国家作为统治的形式只是主权出现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主权的出现还必须要有国家治下的各社群(communities)对其权威的承认，即地方习俗法(customary law)与国家宪制之间的妥协与适应。(25)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在其巨著《统治史》中也指出，一个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民族国家，应当建立在其社会和国民对共同民族性的自觉意识的基础之上，其国民在共同体中共同享有权利、共同参与责任与义务的分配，而这一特征即使许多身处现代的国家也不完全具备。(26)因而在他看来，尽管现代主权观的存在与否是识别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但现代主权观远非一个一经产生便能稳固确立的静态结果，而是需要在全体国民不断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动态过程中产生和强化的观念。分化、冲突和虚无的主权观，实际上是战后思想家们刻意将国家主权“去国家化”的产物，而国家却恰恰是主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和载体，没有了这一载体，主权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虚无空间”。二、现代国家：以治权夯实主权“去国家化”的主权概念的虚无性、冲突性与脆弱性可谓现代国家中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共同体中的个体和团体在不断感知和确认这一象征性概念的过程中，可能会在争论中出现分歧甚至走向分裂。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以宪制(constitution)来锚定民主，来规范大众民主时代的冲突性政治过程。埃马纽尔-埃贝·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进一步认为立宪代表是商业社会最佳、最专业的治理者，人们更倾向于间接治理，可谓立宪主义者将(人民)主权和国家隔离开来的集中体现。(27)除此之外，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建国者们基于对英格兰混合政府的误解，以宪法将权力归属于不同的主体来刻意分割主权，实际上仍是基于“统治者—共同体”(ruler-community)权力关系的思考，统治者是主权的唯一占有人。(28)这在卢梭看来，完全是一种威权式主张(authoritarian thesis)，是立宪主义对主权概念的削弱，他认为霍布斯式的、作为一个统一人格的国家(state as a unitary personality)应当被保留，应当剔除的是个人让渡给国家而形成的“统治者—社会”(ruler-society)结构，因为主权是不可让渡且不可分割的，主权的无限性决定了政府会被降为一种受托的委员会(commission)。(29)到这里，我们发现仅以立宪主义来维持大众民主时代象征性主权(symbolic sovereignty)之统一性的脆弱平衡，实际上是对主权的侵蚀；主权的“去国家化”努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维坦以及战争的威胁，还削弱了国家塑造共同体的稳定统一的可能。立宪主义对民主时代的主权的解构带来的分裂倾向要求我们建构一种真实的、统一的和稳定的主权观，于是找回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人民主权观下，人民主权是权力唯一、不可分割且不可让渡的来源，换言之，人民主权就是国家本身。卢梭保留了布丹、霍布斯等经典主权论的主权之至高无上性，但更新了主权的内容：一国之内作为集体的人民(collective people within a state)通过其公意形成的一系列法律来进行统治。(30)除了以人民替代君主，相较于经典主权论中对国家主权相较于神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力关系的关注，卢梭将视线转移到了主权是如何实现的这一议题上。既然人民主权就是国家，那么政府则被降为受人民委托的执行者，政府行为便是一种治理的行为。政府掌握的是治权，治权不能取代主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明确将国家、主权者、个人与政府进行区分：个人是具体的个体，国家是全体个人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31)主权者是全体个人的公共意志，政府则是臣民(32)与主权者之间的一个中间体，也被称为整体之中“附属的整体”(33)，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以及政治自由。(34)国家或主权者是由全体个人组成的集合体，政府是国家这个整体之中特殊的“附属的整体”；个人是具体的个体，个人既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又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35)如图l所示，所有个人的集合组成国家，在国家中立法权属于且仅属于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且主权者的一切行为都只能通过法律；而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则因包括个别行动而不能拥有像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所以只是主权者意志的施行。在卢梭的模型中，主权的实践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主权者自身的行为，即立法权；二是政府的行为，即行政权。由主权者产生的公意和法律经政府的执行实现，这一过程便是治理的过程，政府不过是他笔下的“中间人”而已。图1与个人和政府关系图(国家为全集、个人为散点)卢梭虽没有直接提出过治权的概念，但他在对主权、政府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事实上阐明了治权，也就是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力的地位、作用和范围。国家是全体个人结合的公共人格，是由其自身而存在的，而政府则是依赖于主权者而存在，因而由其派生的所有公共力量和行政权力都应当是主权者的公意或法律。如果君主具有了“比主权者的意志更为活跃的个别意志”，并且将其掌握的公共力量和行政权力用于实践这种个别意志，这时就会出现“两个主权者，一个是权利上的，而另一个则是事实上的……政治体也便会立即解体”(36)。由此，由政府掌握的治权只能是主权的下位概念，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取代主权。芬纳在区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时也强调了人民主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与为传统世袭专制君主制提供合法性支持的神权政治的内涵相对立：“人民主权的含义就是在事关政治未来的问题上，应该咨询人民的意见，由人民来决定，实际上这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目的所在。简而言之，它暗示一点，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这和所有‘传统的’政体形式所暗含的对已有权威不假思索的顺从形成鲜明的对比。”(37)在人民主权的观念下，治理不再是“传统国家”中对君主等既有权威的无意识的服从，而是人民主权有意识的感知和参与国家事务形成公意和法律，能动地监督政府以治权实现其意志。同卢梭一样，在芬纳看来，实现人民主权的关键在于公意的形成以及公意的实现。在这种观念下，治理不再是形成独立权威的政治精英的行为，而是人民意志通过“主权—法律—行政”而得以实现的过程，人民主权的观念从而在实践中得以稳固。斯蒂芬·D.克拉申(Stephen D.Krasner)对现代主权意涵的四分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卢梭式人民主权对治权的统摄，并细化了主权权威的表达与实践内容。他认为国家主权概念一般有四种内涵，其中，国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ty)指的是一国之内的正式政治权威组织以及该政治权威组织在其境内能够实现有效管理的能力；互赖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指的是一国的公共权威机构能够有效控制跨境流动的资本、人员、信息、商品、观念以及环境污染；国际法理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指通常在正式具有法律独立性的地域实体之间互承认的相关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y)则指的是一国的政治组织能够在国内权威结构(domestic authority configurations)中排除外部势力的能力。(38)不难发现，克拉申笔下主权四个面向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国家主权通过政府，也就是公共权威机构的管理、控制等手段实现其意志，并获得国内外对其权威承认的能力。换言之，国家主权是需要在治理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人民主权观的“主权—法律—行政”的理论视之，这四个面向的意涵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有顺序和类别之分。如下页表1所示，以权力归属的主体来看，国际法理主权和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的主体都是国家，体现的是主权的权威性；而互赖主权和国内主权的行为主体则是依主权者公意和法律而生的政府，体现的是主权者实现其意志的权力和能力，也就是治权。以其实现的先后次序和对其主体的要求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和国内主权是关于国家内部政治的基本概念，而国际法理主权和互赖主权则是关注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能力的上位概念。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必须在其国内建立起有效的权威结构和管理机制，才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和实现对跨境活动的控制，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在这一过程中，主权权威的维护与治权的有效行使密不可分。理解主权的这四种意涵是如何影响其自身权威的关键在于克拉申提出的“权威—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和国际法理主权的核心是权威(authority)，互赖主权的核心是控制(control)，而国内主权则同时涉及权威与控制。权威指的是对行为主体，也就是对国家主权行为的共同认可和接受。如果权威有效，则没有必要行使控制或诉诸武力，控制是基于暴力的行为。尽管权威与控制往往是相一致的，但控制亦可以独立于权威出现，因为仅通过强制力也可以实现控制而不需承认权威。在实践中，权威与控制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国家主权既需要权威与合法性，也需要控制，因为在实践中长期失去控制的状态可能会导致权威的丧失；相反，控制的有效运用，或者仅基于工具性原因(instrumental reasons)对控制的接受，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权威。若一种做法行之有效，个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具有规范性的约束力，而非仅仅是工具上有效；相反，如果得到广泛认可的规则无法控制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其权威可能会被削弱。(39)在实践中，控制虽然能独立于权威出现，但在人民主权观的“主权—法律—行政”框架下，主权者却不能放任治权的独立意志，因为长期失去控制、失去治权会导致权威的丧失，甚至擅自独行的治权还会一定程度上产生事实上的权威，危及主权。主权无法统摄治权，政府治权逐渐变得自主而不受主权者意志控制的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有的已应验了卢梭“立刻解体”的预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分析20世纪末的民主德国与苏联关系时建构了“无政府状态下的等级制结构”学说，其中作为从属国(subordinate state)地位的民主德国与支配国(dominant state)苏联结成的是政治—军事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苏联保持对民主德国政治权威的主要依靠是军事权力，而民主德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对其社会的控制。然而在这种权力结构下，由于从属国可以依赖外部权力而不像其他真正的主权国家(substantively sovereign states)一样需要重视国内合法性(domestic legitimacy)，因而从属国不会和内部反对派协商解决争议而是诉诸镇压手段，这往往会激发社会中本不会存在的潜在的民族主义群体的反抗，从而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甚至摧毁该代理人国(client state)。(40)温特未将民主德国视作真正的主权国家是因其从属国地位——其权威来源于外部势力，而其国内主权仅仅具有形式上的至高无上性，民主德国政府仅掌握对内的控制。换言之，民主德国虽部分拥有国内主权和互赖主权，因而能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对内部社会的控制，但仅在形式上获得了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和国际法理主权，而并未拥有实际权威，主权与治权实际上处于分离的状态，而其最终的命运则从实践上证明了当主权无法统摄治权，治权脱离主权者的意志、缺乏主权权威支撑时，主权即使从形式上得以确立也很难长久稳固。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政治中，主权的四种意涵并不一定都能实现，一些国家可能仅能实现部分主权，有些情况下主权的不同面向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决定其实现的关键就是主权是否能统摄治权。一国可能拥有一定的国际法理主权，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承认，但仅拥有非常有限的国内主权，其既有的权威结构难以有效地控制领土范围内发生的事情，难以有效地组织其社会发展，这便是非洲许多如索马里之类的失败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再如，一国通过签订协议进入并承认某个外部权威结构(external authority structure)，就像欧盟成员国那样，这时国际法理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因为此时该主权国家的部分法律的权威来源不再是作为该国主权者的全体国民之公意，而是外部的权威结构。该国政府既要践行本国法律，又要在部分领域实现外部权威结构的意志。英国自加入欧盟到退出，其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即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并且法律不认可任何个人或机构可以废除或搁置议会的立法，这一原则在欧盟的法律框架下能否仍得以维护，一直饱受质疑。(41)在当下更广泛存在的情况是，一国可能在同时拥有国际法理主权、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和国内主权的同时，仍然很难有效地监管跨境流动以及其产生的国内影响，这一般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结果。(42)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实现有效的治理，尤其是对跨境流动的管理，对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巩固主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人民主权观的“主权—法律—行政”框架下，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复杂，首先要基本能够在其国内权威结构中排除外部势力并实现对境内的有效管理，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之后才能建构一种真实、统一的国家主权。在此基础上，着力提高对跨境流动的资本、人员、信息、商品、观念以及环境污染的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维护和稳固国家主权。人民主权观的核心在于由主权形成的公意和法律经政府这一中间体执行，也就是主权的意志由治权来实现，治权不能长期脱离甚至取代主权而存在，否则要么会应验卢梭“共同体立刻解体”的预言，要么长期获得独立地位的治权事实上会形成“另一个主权”，从而造成主权的分裂，严重破坏主权的权威。因此，主权权威应在治权的实践中加以巩固。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的实现必然要求现代国家理论对主权概念自身清晰的认识，“去国家化”——以治权替代国家主权会使国家长期面临着分裂的威胁。而现代国家理论仅关注主权确立并不能解释主权国家的稳固，应将治权与治理的动态过程纳入主权论的视野下，关注主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治权的权威来源与治理的实践，这便要求现代国家理论以夯实治权为方向，建构和巩固一种真实、统一的现代国家主权。①[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②Marcel Senn,"Sovereignty-Some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Genealogy of Governance",Journal on European History of Law,Vol.1,No.2,2010,pp.9-13.作者认为，布丹的一个人手中掌握强大权力的概念，也就是主权，只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归纳，没有实际的相关性。其具体体现在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具体宪法中，而后世的政治理论家产生了对政治现实的严重误解。帝国的宪法以及其政治功能仍然基于亚里士多德类型的构想，德语称为“Mischverfassung”(混合宪法)。③Marcel Senn,"Sovereignty-Some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Genealogy of Governance",Journal on European History of Law,Vol.1,No.2,2010,pp.9-13.④[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93页。⑤徐志国：《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社会》2019年第5期。⑥David Hume,"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in Eugene F.Miller,ed.,Essays: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Liberty Fund,pp.212-213.⑦James Madison,"The Federalist No.55",in 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John Jay,ed.,The Federalist Papers,Penguin Classics,1788,p.322.⑧Ethan Putterman,Rousseau,Law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5-106.⑨Ethan Putterman,Rousseau,Law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9-110.⑩Ethan Putterman,Rousseau,Law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14.(11)Ethan Putterman,Rousseau,Law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6-108.(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13)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14)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15)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pp.5-35.(1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17)Daniel Philpott,"Sovereignty",in Edward N.Zalta,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20.(18)Annabel Herzog,"The Attack on Sovereignty: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Hayek,Foucault and Lefort",Political Theory,Vol.49,No.4,2021,pp.662-685.(19)[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0页。(20)[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170页。(21)Alexander Somek and Michael A.Wilkinson,"Unpopular Sovereignty?",The Modern Law Review,Vol.83,No.5,2020,pp.955-978.(22)Annabel Herzog,"The Attack on Sovereignty: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Hayek,Foucault and Lefort",Political Theory,Vol.49,No.4,2021,pp.662-685.(23)[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20页。(24)Eli B.Lichtenstein,"Foucault's Analytics of Sovereignty",Critical Horizons,Vol.22,No.3,2021,pp.287-305.(25)Francis Harry Hinsley,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5-75.(26)[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27)Geneviève Rousselière,"Can Popular Sovereignty Be Represented? Jacobinism from Radical Democracy to Populis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65,No.3,2021,pp.670-682.(28)F.H.Hinsley,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6-157.(2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42页。(30)Daniel Philpott,"Sovereignty",in Edward N.Zalta,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20.(3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页。(32)卢梭的“臣民”指的是相较于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公民而言的国家法律的服从者，详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页。(3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3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2页。(3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卢梭认为作为全体个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的国家，其在主动时被称为主权者，因而在此表述为全体个人的公共意志。(3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6页(37)[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5—456页。(38)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9.(39)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4,pp.9-10.(40)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Hierarchy under Anarchy: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in Thomas J.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eds.,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0-277.(41)Keith Ewing,"Brexit and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The Modern Law Review,Vol.80,No.4,2017,pp.713-715.(42)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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