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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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元  

 

历史地看,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宗教作为历史现象将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提出和强调我国宗教的中国化问题。“宗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一个重大创新论断,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战略举措。只有通过落实“宗教中国化”,信教群众才能做到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宗教才能真正称得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是一项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并提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明确要求。这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历史任务,2022年再次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新征程上,怎样更有效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除了支持宗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外,还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引导宗教中国化;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三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中国化的领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最大公约数

我国境内存在多种宗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但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力量,涉及到亿万信教群众。”据2018年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披露,我国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此外,还有许多参与各种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在我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样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工人、农民、城市务工者、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公益服务人员等不一而足,他们都是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党的依靠力量和执政基础。把这2亿人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共同目标上来,是我们党“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是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把他们团结和凝聚起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明确而有效的答案:寻求最大公约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领域多次提到“最大公约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以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聚合众力、融合众智”。在包括宗教工作的统一战线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提到“找到最大公约数”。比如,他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寻求最大公约数,应从核心价值观上入手。利益和思想的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不同的价值观,构成社会价值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价值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也有一定的共识即共同的价值观。思想和精神上的公约数应该到价值观层面去寻求,而最大公约数应该是其中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要求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共同点和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长期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依然能够秩序井然且保持活力?原因就在于共同性的价值观给这个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秩序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利益和思想如何分化,只要在价值观上取得高度共识,就能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形成干事业的合力。

第二,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通过以上分析,宗教工作如何找到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都能接受的共同性的价值观即最大公约数,至关重要。最大公约数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进步提供一种最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其独特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正因如此,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而言,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宗教的和顺,需要在宗教独特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寻求最大共识即最大公约数。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为在价值观上产生共识提供了根本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确实存在包括宗教信仰在内多样化的价值观。那么社会价值观体系中,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找到了包括信教的、不信教的、有神论的、无神论的等全国各族人民都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层面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观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观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引领和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当前我国处理宗教问题和开展宗教工作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但如何做到这些?就是靠在党的领导下找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汇集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有利于培育安定团结、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无疑,用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能更有效地来引领和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怎样引领和引导?主要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引领和引导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引领和引导并增进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引领和引导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和引导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引领和引导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引领和引导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当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引导,绝不是要求宗教信徒放弃其宗教信仰。

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守住政治底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宗教领域也不例外。宗教领域的统一战线同样体现出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一致性就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要形成一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不能危害党的领导、危害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多样性就是党员与信教群众、不信教群众基于信仰会表现出利益的多元和思想的多样;不同教派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基于其教义也会表现出利益的多元和思想的多样。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就取得离不开宗教领域的统一战线及其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和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与党领导下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引导的宗教中国化分不开。新征程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包括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只有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才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就越能有效推进宗教中国化,形成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合力就越大。

二、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需要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需要有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能成为我国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全社会精神支柱的,不是宗教有神论,也不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而是马克思主义。有神论的社会影响力与宗教信仰人数是正相关关系。目前,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数量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在社会主义中国,决不能让有神论影响力在社会上蔓延开,否则可能扩大和加深宗教参与社会精神支柱的广度与程度,这样下去,势必会侵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不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无神论,宣传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在思想精神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占领的地盘小,那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的地盘就大,这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此消彼长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也是我们有效引导和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有力途径和可靠方法。

第一,在我国,宗教客观存在,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共存。宗教古老而现实,在我国还将会存在很长时间。有学者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以有神论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无神论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明确宣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我国,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在世界观上虽不同,但并不妨碍政治上的认同。正如周恩来曾经指出的那样:“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而且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和引导人们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无神论和有神论、科学和迷信、文明和愚昧的界限,逐渐消除宗教产生和传播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于宗教、有神论与无神论共存的客观事实,怎样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有学者认为,“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既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又同宗教工作密切相关,既要遵循意识形态工作指导原则,又要遵循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既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又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

如果不能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而任由宗教等有神论无限制地在社会蔓延并迅速扩大,甚至发展为主要意识形态,那将直接威胁到党的指导思想,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最终挑战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广大党员要从关乎党的执政安全和党的事业的兴亡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当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绝不是制造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对立,绝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使更多的群众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看待宗教现象,削弱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扩大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阵地,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世界观,主动创造自己的现实的幸福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我国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都要坚持这个大原则,不要有意无意违背这个大原则。

第三,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是我们党天然的责任与义务。虽然我们不能到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展开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可以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史以明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这是由政治方向指标、专业能力指标、个人道德指标和重大绩效指标组合形成的特定标准。其中,政治指标是首要的、基本的条件,道德指标则与政治指标有着内在的关联,也与本宗教固有的专业指标相互沟通;前面这三项指标的总值累加起来,又成为满足第四项指标的决定要素。那么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时,首次提出并强调“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四史”教育一方面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大原则,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最大公约数。对于宗教界人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进“四史”教育,能够更快推动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中国化进程,对于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更有效地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党的宗教工作必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宗教中国化工作中,我们党既要“领”好又要“导”好。“领”是基础,管方向、管根本;“导”是途径,管方法、管效果。只有在“领”上,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导”才能有方、有力、有效,才能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新征程,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引领力,才能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展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

第一,宗教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宗教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因此,宗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马克思指出:“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更加旗帜鲜明地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较为慎重地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但在党员信教问题上绝不含糊,立场非常鲜明,规定党员是无神论者,不得信仰宗教。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支持制定的1982年19号文件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江泽民更是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胡锦涛也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世界大变局带来的新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而是要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去大力支持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

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宗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和加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复杂敏感的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开展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要保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而不偏航,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坚强领导和有效引导。实践还证明,拥护党的领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各宗教团体坚定不移的一条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强调宗教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于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与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发挥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进行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利益引导。在政治上,主要通过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制定科学的重大方针政策进行领导,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特别是互联网上的宗教问题,在全社会和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要高度重视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搞渗透活动,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警惕带有政治意图的宗教诉求。在思想上,主要通过加强对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引领,要注重把握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和特点,尊重信教群众的文化背景和信仰选择;同时也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努力改善与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关系,增强党和政府对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凝聚力。在利益引导上,要真心实意帮助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各宗教团体,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困难,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样都有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权利,我们党本身就代表着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利益引导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只有通过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利益引导,才能有效地保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第三,特别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表述。文化领导权,对于引导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及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文化领导权,否则就难以有思想上的统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做好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保证,决定着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推进宗教中国化,也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纲领,也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指南。作为宗教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推进宗教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

宗教有其双重社会作用。从文化意义上看,宗教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更多的还是消极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既不能只注重抑制消极因素、忽视调动的积极因素,也不能只注重调动的积极因素、忽视抑制消极因素;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不是要把宗教当作济世良方、人为助长宗教热,而是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无神论思想,无疑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在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从文化领导上进一步强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浸润各宗教,引导宗教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让宗教中国化的理念和实践,深入到每一个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间。

宗教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这决定了宗教工作的许多内容都同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任务是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能否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予以把握,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宗教信仰属于人们的“思想性质的问题”,是精神世界的问题。因此,在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做宗教工作就是做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它更侧重于引导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服务。新征程上,我国宗教领域中呈现出的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要求不断增进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求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

总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引领和引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力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有效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这既是我们充分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充分尊重宗教生存传承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我国宗教领域突出问题的战略举措。

 

(作者简介: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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