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科学家无论是在冷战的起源、演进及结束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基本形成了支持和反对美国冷战政策的两派。一派科学家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对核武器实施国际管制，全面禁止核试验，通过国际合作谋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另一派则力主通过技术进步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主张大力发展核力量，谋求对苏联的绝对优势，以此威慑苏联，并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以实现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两派都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双方之间的较量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
【关键词】奥本海默；特勒；科学家；冷战；核军备竞赛
随着电影《奥本海默》2023年在美国放映，再度引发人们对奥本海默这位“原子弹之父”、杰出物理学家充满传奇色彩、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激发人们对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与美国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奥本海默的境遇揭示出，在冷战时期，随着美苏博弈的全面展开，科学家们不可能置身度外，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美国政治，在美国政府制定和推行冷战政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视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力量。而一旦这些科学家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试图超越冷战，拒不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工具，则奥本海默悲剧的重演也就在所难免。
一、科学家与原子能国际控制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还在实施期间，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原子弹的使用极有必要，但仍有不少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开始对这一武器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深感不安，担心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有可能导致战后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主张对其实施国际管制，并与苏联分享核秘密，避免双方关系在战后走向破裂。
1945年春，时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奥本海默、曾力促罗斯福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及其同事詹姆斯·弗兰克等人提出，美国不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对核武器的垄断，保密政策势必会造成美苏关系紧张，建议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美苏首脑会议上，美国应告知苏联有关曼哈顿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向其说明希望今后在原子能领域与苏联合作，以确保这一武器成为和平的保障。他们强调，此举对美国“极为有利”，将大大增强美国的“道义地位”，美苏原子能合作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改善。他们同时指出，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现有一切武器，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确立对其实施国际管制。西拉德通过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当面向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尔纳斯说明了有关情况。在西拉德看来，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的毁灭。
但是，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原子弹是美国实力的重要象征，一种可以决定未来国际关系走向的“绝对武器”，美国对其必须保持尽可能长久的垄断，因而拒不考虑科学家们提出的有关与苏联分享核秘密的建议，要求核科学家们尽可能快地推进原子弹的制造和研究工作，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奥本海默、西拉德等人的建议大相径庭的是，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并未向苏联领导人提及原子弹研制情况，只是告诉斯大林美国拥有了一种威力巨大的重要武器。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言，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不啻为一种炫耀和威胁，是美国“原子外交”的肇始。8月初，美国也没有事先通报苏联，将两颗原子弹投掷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实际上，苏联方面很早就获悉曼哈顿工程以及研制进展的相关情报，美国的保密政策只能强化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疑虑。在苏联方面看来，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真实目的在于威慑苏联，苏联政府由此加快了原子弹的研究速度。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美国对日使用核武器视为冷战的序幕。
在对日使用原子弹之后，仍有不少科学家主张美国应与苏联分享核秘密，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管制，以此维持美苏同盟关系。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敦促杜鲁门政府与苏联磋商，以便就原子能国际控制达成协议，强调美国的核垄断政策只能暂时保证美国的安全，长期推行这一政策势必会激起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唯有国际社会的互信、合作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西拉德、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成立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核信息全国委员会”等组织，就核武器的危险性以及军备竞赛带来的可能后果展开宣传活动，旨在唤起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支持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管制。
作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其实对核武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战争结束不久，他就急于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重返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学术研究。他认为，美国应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与苏联进行接触，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出现。苏联拥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大量的资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奥本海默特别担心，作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可怕武器，原子弹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他与核物理学家费米等人在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改变，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缔结相关的国际协议，以阻止战争的再度发生。在奥本海默等人看来，合作与情报共享是避免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而国际机构的建立则可以确保这种合作的进行。1946年3月，一份主要由奥本海默起草的报告明确提出国际社会管控原子能的方案，得到美国舆论和社会各界的赞成。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奥本海默会泄漏核秘密，对其开始进行秘密调查和监视。
美国决策者仍坚持己见，根本无意放弃核垄断，继续将核武器视为实现其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美国军方领导人强调，战后美国的常规力量已大为减少，原子弹成为美国军事力量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即使暂时垄断这一武器，对于确保战后局势的稳定乃至长久的和平也是至关重要的，任何要求与他国分享核秘密、对发展核力量进行限制的做法都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违背的。
奥本海默、西拉德等人没有能说服罗斯福以及杜鲁门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合作，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1949年8月底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于此时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来说，苏联拥有原子弹完全在意料之中，他从不认为美国会长久地垄断这一武器，希望苏联对核武器的掌握能够推动美国奉行一种更为合理的国家安全政策。
但是，奥本海默的这一希望很快就再一次化为泡影。美国政府开始考虑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以重新获得对苏联的核优势。美国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鉴于苏联已经获得了核武器，这就要求美国就必须在核储备以及生产速度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对苏联起到威慑作用，称任何基于政治、道德原因而反对研制这一武器的理由都“不足为据”。
美国科学家在研制氢弹问题上截然分为两派。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伊西多·拉比、汉斯·贝特、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柯南特、格伦·西博格以及奥本海默等一批声誉卓著的科学家都强烈反对研制这一武器，认为氢弹的研制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其破坏力远远超过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很可能成为一种种族灭绝和摧毁人类文明的武器，美国率先开展研制这一“邪恶的东西”是“绝对错误的”。贝特明确表示，研制这一武器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不明智的。在奥本海默看来，美国将研制氢弹作为应对苏联拥有核武器的办法充满了危险，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当奥本海默作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提交反对研制氢弹的报告时，其秘书就提醒说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
果然，在很大程度上奥本海默是因为力主美国政府应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管制，并坚持认为美国不应率先研制氢弹，才在日后遭受莫须有的指控。1954年奥本海默案听证会的举行不仅给其身心和声誉造成极大伤害，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科学界的分裂，同时还令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对参与美国政府的决策更加小心翼翼，遑论公开提出质疑了。听证会的阴影在很长时间一直笼罩着美国科学界。应当说，奥本海默的遭遇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当时整个美国科学界的悲剧。直至1964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原子能委员会费米奖颁给奥本海默，以表彰其在公共事务方面做出的贡献，并由约翰逊总统亲自在白宫颁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他恢复名誉，但美国科学界的隔阂并未因此而消除。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主任欧内斯特·劳伦斯等人则极力推动美国政府研发威力更大的超级炸弹，以确保在军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事实上，当曼哈顿工程正在加紧实施时，特勒就曾提出了研制氢弹的设想，并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率先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由此也导致其与奥本海默以及贝特等人的关系出现不睦。战后初期，特勒力主美国政府应集中力量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尽快研制出氢弹。在他看来，“战争并未结束，苏联这个敌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同德国一样大”，美国必须拥有包括氢弹在内的各类核武器。在促使美国政府做出研制氢弹的决策方面，特勒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被称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美国决策者认为，研制氢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杜鲁门应指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着手确定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可行性，研制工作的规模和速度由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共同决定，考虑到苏联研制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应重新审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别强调，如果苏联拥有了这一武器，不仅会给美国的军事态势，而且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造成严重影响。显而易见，是否研制氢弹并非是一个科学和技术问题，而完全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少数科学精英的反对根本无济于事。事实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投票决定研制氢弹之前，杜鲁门就已经做出了研制这一武器以及各类核武器的决定。此后，杜鲁门两次下令扩大核武器的生产，使美国核武器的数量由1948年6月的50枚左右增至1950年6月的300枚左右，1953年1月达到近千枚。1952年11月，美国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同样重要的是，1951—1952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领导下，该大学多名科学家与美国军方一起就在朝鲜战场以及欧洲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及其效能展开研究。
二、核禁试与核试验的全面恢复
进入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将核武器视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加大了对核武器研制的投入。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进行氢弹试验，导致一艘在附近海域进行作业的日本渔船“福龙丸”号船员受到核辐射。这一事件不仅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还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一场激烈争论。一批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物理学家和医生都极为担心放射性尘埃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美国和苏联停止核试验。曾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遗传学家阿尔弗雷德·斯图特万特、生物学家赫尔曼·穆勒等多位科学家发表文章，阐释核辐射对人体造成的潜在危害。
核禁试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普遍赞成，不少科学家通过各种渠道敦促艾森豪威尔与苏联就核禁试进行谈判。贝特、拉比都是极负盛誉的科学家，认为美国在核领域仍领先于苏联，核禁试能够“冻结”美国的现有优势，也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是朝着裁军迈出的第一步。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莱纳斯·鲍林的态度更为激进，确信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增加对人类健康是一大威胁，甚至可能危及子孙后代，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是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牺牲数十万名儿童的身体健康。1957年5月，鲍林与其他几名科学家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紧急行动起来，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2700名美国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字。美国国务院非常担心鲍林的反核活动会对政府决策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对其国际旅行和参加会议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其反核活动与苏联有关，旨在“制造恐慌”、“蛊惑人心”，对其活动展开调查。
但是，以特勒、劳伦斯为代表的极少数科学家极力反对任何限制核试验的协议，认为只有通过扩大试验才能不断提升美国核武器的性能，反对因辐射问题而停止核试验，称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的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而继续核试验对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极为重要，同时辩称他们很快就会研制出不产生放射性尘埃的新型核武器。他们强调，核武器是确保美国安全的有力保障，美国目前在核技术上具有优势，而一旦停止核试验将使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处于劣势，并可能在冷战对抗中遭受失败，因为苏联的常规力量远超美国，只有核武器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遏制。因而，为了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必须不断进行各类核试验，任何对核试验的限制都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安全”。特勒将核禁试谈判与二战前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称美国的让步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化学家维拉德·利比也表示，与美国一旦拱手相让核优势带来的“毁灭”相比，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险“不足为惧”。
在推动美国政府做出核禁试谈判决策方面，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该委员会由贝特、拉比等20多名科学家组成，旨在就有关科学问题向艾森豪威尔提供建议。重要的是委员会成员大都支持核禁试。禁试派科学家通过这一机构可以直接将意见提交给美国政府，从而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策。1958年4月初，该委员会确定，停止核试验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经过投票一致建议艾森豪威尔应将核禁试列为近期的目标。
禁试派科学家取得了成功。1958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在日内瓦开始就核禁试问题举行会谈。来自三方的科学家采取了灵活、现实的态度，使得会谈进展颇为顺利，确定了对核禁试实施监测的“日内瓦体系”，这对于核裁军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被誉为十多年来东西方在谈判中朝着裁军方面迈出的最为“积极的”一步。但是，特勒、兰德公司物理学家阿尔伯特·拉特以及美国军方、原子能委员会不断为此后的谈判制造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唯恐核禁试会影响美国的核力量，并且对苏联缺乏基本的信任，致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失去了一个与苏联达成一项部分核禁试乃至全面核禁试协议的机会。
肯尼迪执政后，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核禁试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限制了美国武器系统的研发，极力主张尽快全面恢复核试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强调，最为重要的是，考虑到柏林危机，恢复核试验将表明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决心。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恢复核试验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为阻止军备竞赛的升级，不少美国科学家强烈反对恢复核试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诺里斯·布拉德伯里、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等人认为，恢复核试验不会导致“国家实力的根本变化”，在军事上并没有恢复试验的迫切要求，今后一段时期美国仍将在核武器领域享有技术上的优势；无论是进行威慑还是反击，美国都已经拥有“过度杀戮”的能力。肯尼迪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极力主张应考虑更为全面的核禁试方案，包括禁止一切核试验，停止所有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认为核禁试不仅有助于减少放射性尘埃危害，而且也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核优势，从而确保美国的安全。
特勒对美国军方要求全面恢复核试验的主张表示支持，称苏联一直在进行秘密试验，并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恢复核试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鉴于公众舆论一直不断要求核试验，使得核科学家们承受着强大的压力，武器实验室也越来越难以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特勒建议肯尼迪视察美国的两个核武器实验室，并发表公开讲话，阐明核武器的发展为美国提供了“确保和平的力量”，以此来激励核科学家的研究活动。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核试验不仅是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美国实力的重要象征和体现，也事关美国的国际声誉。美国在国际上正面临重重危机，“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核态势的政治威慑价值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威斯纳所言，核试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而非科学或技术问题，因为“这些试验对我们的总体军事地位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的，甚至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在是否恢复核试验这场较量中，禁试派科学家又一次遭受失败，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随之进一步升级，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核试验。
三、 科学家与越南战争和反导系统
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美国科学家与约翰逊、尼克松政府的关系经历了由密切到疏远乃至激烈对抗的转变。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由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一直声称要奉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把核武器作为实现美国政治和军事意图的主要工具，使得大多数科学家颇为担心其冒险政策会导致美苏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加剧，甚至引发一场核战争。威斯纳、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赫伯特·约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尤里等对戈德华特的政策主张给予了强烈批评。不少科学家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共同发起了一场支持约翰逊的运动，为其赢得选举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选期间，为了反驳戈德华特及其支持者特勒等人的好战主张，约克和威斯纳发表文章阐述了对军备竞赛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他们强调，依靠技术进步来加强国家安全并不可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指出“军备竞赛的双方都面临军事力量不断增长而国家安全却持续下降的困境，这一困境没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如果各大国继续仅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寻找解决的办法，结果将会使局势每况愈下。在他们看来，有限核禁试条约的签署表明，谈判并签署一项全面核禁试协议是走出困境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办法。
遗憾的是，尽管美国科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但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下，他们依然试图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帮助美军赢得越南战争，解决一个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问题。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就美国侵越战争中的技术问题展开研究。该小组的科学家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轰炸并不能奏效，提出通过建立电子屏障来切断越南方面的补给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可以对越南战场的胜利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应充分发挥现有技术以及新技术的利用，配合战术上的创新，以提高美军的作战效能，并将越南视为军事技术的试验场。这些科学家声称，美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对越南政策方面，都没有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的作用。不仅如此，不少科学家自肯尼迪时期就开始参与越南战争，研制和试验各种落叶剂以及各种生化武器，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但是，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愈陷愈深，科学家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升级政策开始不满，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包括1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5000名科学家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在越南使用橙剂及对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生化武器。约翰逊的科学顾问唐纳德·霍尼格也告诫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在越南使用生化武器进行了审议，认为使用这类武器所产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任何可能获得的军事优势，敦促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不首先使用生化武器的声明。同时，他也对美国在越南、老挝实施的气象战表示非常担忧，认为一旦公之于世，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不仅受到科学界的谴责，而且也会危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将被视为一个“不择手段的国家”。
美国军方为扭转越南战局，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与军方联系密切的兰德公司等机构还就打击目标以及相关的战略问题展开研究。弗里曼·戴森等4位物理学家作为国防部的顾问，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系统分析。经过数月的研究，他们完成了一份50多页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越南使用核武器对付较为分散和隐蔽的军队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要阻断越南的供应线可能需要大量战术核武器，将对附近地区的平民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使用核武器有可能招致同样的报复行动，美国在南越脆弱的军事基地、港口将成为理想的打击目标，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与苏联的全面战争。报告强调，仅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不考虑所有政治和道义因素，即使不会增加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使用核武器也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对美国极为不利。这份报告是否对美国决策者产生影响尚不得而知，但正如戴森所言，如果约翰逊政府考虑在越南使用核武器，这一报告或许会有助于增强美国国防部反对派的意见。基斯塔科夫斯基、拉比等人也对美国可能在越南使用核武器深感不安，请求艾森豪威尔出面向约翰逊强调，任何这样的举措，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战争的扩大。麦克纳马拉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计划。
对于科学家以及科学技术在越南战争中应扮演的角色，包括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在内的一些人开始反思。一位曾在总统大选中积极支持约翰逊的海洋生物学家公开呼吁科学家们应该再一次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升级行动，谴责美国侵越战争是“国家的灾难和道德的败坏”，强调作为科学家应慎重考虑与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合作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和人类的真正利益”。帕诺夫斯基认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以下方面保持平衡极为重要：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就技术问题向美国决策者提供建议，同时其人员主要是由经验丰富、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组成，应当在影响国家政策的问题上发出独立的声音。基斯塔科夫斯基确信，美国继续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公开宣布解除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关系，不愿再为行政部门和军方提供有关科技问题的咨询，并拒绝承担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项目。300多名数学家表示，反对将数学用于这场“残酷的战争”。一些科学家呼吁发起“科学家和工程师反对约翰逊”运动。
在反对越南战争的同时，科学家们与美国政府展开激烈争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反导系统的部署。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核力量逐渐达成“恐怖平衡”，双方之间的角逐开始转向反导系统。1969年，尼克松没有征询其科技顾问以及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做出部署“卫兵”反导系统的决定。虽然特勒等少数科学家对此表示支持，但遭到美国科学界的普遍反对，认为此举将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造成恶性循环，同时浪费大量资源，而不会真正解决问题，敦促尼克松政府与苏联就军备控制展开谈判。1969—1972年间，美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家与尼克松政府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民意测验显示，美国物理学会1216名物理学家中76%的人反对部署这一系统。1969年该学会举行年会期间还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活动。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向全国各高校物理系发出反对部署反导系统的请愿书。据该校物理学家柯克估计，约90%的美国物理学家基于道义、政治或技术上的考虑反对部署这一系统。帕诺夫斯基、威斯纳、贝特、约克、理查德·加文等科学家都通过参加听证会或私下游说国会议员等方式，表达对反导系统的反对意见。在出席国会听证会的32名科学家中，反对部署该系统的有20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拒绝发表支持部署反导系统的声明，并反对美国的侵越政策，这是使促使尼克松于1972年底决定解散这一机构的重要原因。
四、美国科学家与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政府执政后，大力扩充军备，谋求战略力量现代化，并设想一旦与苏联打一场为时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核战争，美国必须占据优势，迫使苏联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冲突，同时还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这些举措不仅使美苏关系日趋紧张，而且再度造成美国科学界的严重分裂。
战略防御计划是美国政府谋求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又一例证，遭到科学界的普遍质疑和反对。里根在推出这一计划时完全没有征询白宫科学委员会的意见，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约翰·巴丁对此颇为不满，愤然辞去委员一职，认为这一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的机构已经失去了其价值。贝特、巴丁、约克等不少科学家都表示，需要重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这样的咨询机构，向决策者提出即使政治上不合时宜的独立建议。由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在尼克松时期被解散，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发表声明、研究报告、民意调查、抵制参与研究项目等方式表达立场。威斯纳认为，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的讲话乃是开启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宣言”。贝特、帕诺夫斯基、拉比、杜布里奇、约克、加文等人都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技术上的可行性表示质疑，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会给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使美国变得愈发不安全，并对美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敦促里根政府与苏联进行谈判，禁止发展反卫星技术和进行太空战。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家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抵制战略防御计划，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700多名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字。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物理学会的绝大多成员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势必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表示，鉴于战略防御计划不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而且关乎世界的生存，科学家负有特别的责任对此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对里根政府的国防政策提出批评的同时，贝特、西拉德等一批科学家加入这一时期声势浩大的“核武器冻结运动”，主张美国应停止一切核武器的研究、生产和部署。4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00多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提出报告，呼吁美苏共同冻结战略武器以及运载系统，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大幅削减核军备，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核扩散。在这些科学家看来，核军备竞赛是人类“最为愚蠢的”行为。加州理工学院近900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赞成冻结核武器。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认为，核战争有可能造成一场生态环境灾难，危及人类的生存。萨根与其他几名科学家一起提出的“核冬天”理论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核军备竞赛的反对。
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弗雷德里克·塞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前主任阿尔文·温伯格、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尤金·威格纳等数十位科学家表示支持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称“一个成功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极大地有助于核稳定”。自20世纪60年代起，特勒就不断向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强调，美国应像开展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投入充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面进行战略防御系统的研发。里根执政后，特勒等人多次向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介绍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取得的技术进展。在推动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特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
余 论
通过对上面几个案例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不论是冷战的起源、演进过程还是冷战的结束方面，美国科学家们在其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两者的关系极为复杂。美国政府在推行冷战政策时需要科学家们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利用其聪明才智，通过技术进步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并将谋求技术优势视为应对苏联的灵丹妙药。对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科学界一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双方的较量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
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并力图通过各种途径敦促美国决策者奉行灵活、务实的立场，赞成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管制和全面禁止核试验，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反对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和对外干涉，并积极谋求通过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推进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些美国科学家看来，国家安全根本无法仅仅靠技术的发展或军事手段来实现，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安全，谋求政治解决才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1957年7月，在罗素、爱因斯坦等人的推动下，美国、苏联等国家的20多名科学家和代表在加拿大帕格沃什举行会议。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呼吁各国应停止军备竞赛，表示防止战争、维护持久和普遍的和平是科学家应尽之责。此后，帕格沃什会议成为美苏以及各国科学家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交流意见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桥梁，对美苏军备控制谈判并达成协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加1958年帕格沃什会议的维克多·魏斯科夫认为，苏联代表团的确正致力于停止核试验，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曾数次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威斯纳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说苏联方面希望与肯尼迪政府一道努力，达成核禁试协议。他日后回忆说，在帕格沃什会议上他与苏联科学家建立起良好和融洽的关系；在担任肯尼迪的科学顾问期间，他与苏联科学家的接触在其努力推进达成核禁试协议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帕格沃什会议美国代表团的团长，生物物理学家尤金·拉宾诺维奇曾建议美苏在太空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领域展开科技合作，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增进国际互信，从而为真正的裁军创造良好的环境。
尽管美国科学家努力试图超越冷战，减缓军备竞赛，甚至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面对的是美国僵化的冷战共识和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因而只能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起到有限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在推动美国政府奉行灵活的政策方面仍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真知灼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决策，制约了其政策的实施。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促进文明的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是科学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实际上，在战后初期，主要由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成立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并出版《原子科学家公报》，就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中应扮演的角色展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鲍林、贝特、拉比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民众更进一步认识到核试验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促使美苏就此展开谈判，并努力推动双方达成部分核禁试协议。鲍林也因此获得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样，正是因为众多科学家的反对和抵制，使得美国政府反导系统的部署和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也都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对军备竞赛起到了一定的减缓和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以特勒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则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表示支持，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力主扩充军备，并与国会议员、军方以及军工企业紧密合作，并由此形成了军工政学复合体，力图强化美国的冷战政策，反对任何军备控制谈判，坚持要求不断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过分相信通过技术进步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虽然特勒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美国冷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张也大都得以实现，但在科学界却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一些美国科学家认为，特勒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态度“几乎是歇斯底里”，是美国“最危险的科学家”，拉比甚至将其视为“人类的敌人”。而特勒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表现更是为人不齿，一直受到很多科学家的谴责。
当然，美国科学界人数众多，除了这些科学巨匠和精英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们的背景、政治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迥异，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看法也有很大不同。有少数人不愿涉足政治领域，既没有对美国的核军备竞赛政策公开质疑，也不愿参与和军工、国防有关的研究项目。一些人坚持认为，作为科学家不应公开发表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声明。还有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20%—40%美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在从事与军事项目相关的研究，仅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两个国家实验室就聘用了美国所有物理学家中的6%。一些大学则积极与军方合作，鼓励和支持相关科学家申请参与国防研究项目，从而成为军工复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科学家对行政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无非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以及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和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机构的成员或顾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参与美国政府的有关决策。间接方式包括科学家与美国国会议员、军方建立紧密联系，作为其顾问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以发表演说和文章、出版书籍、创办期刊、出席国会听证会等方式，利用科学家的声誉和专业知识唤起民众和舆论的支持，间接地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通过私下渠道向美国政府建言献策；作为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通过与国际科学界的合作谋求共同推进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从幕后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尽管不少科学家认识到，技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诸多局限，但又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因而徘徊于技术与政治之间，将其作用严格限于为决策者提供技术咨询，而不是指导决策者如何做出决策。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建立伊始，一些科学家就主张应避免卷入政治。大多数科学家反对核军备竞赛并非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是强调从技术上看军备控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助于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优势地位，唯恐被指责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而重蹈奥本海默的覆辙。即便如此，一些对美国冷战政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科学家依然不免遭受种种责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将核禁试谈判的困境归咎于贝特等人，中央情报局甚至认为约克由于坚持苏联将恪守协议不会秘密进行核试验而应判处“叛国罪”。不少科学家在论文发表、参加学术会议等方面也受到审查和限制。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被学者视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科学家们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也有很大的限度，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事实上，为了保持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科技顾问一般都不会公开批评美国的冷战政策，而是通过提交备忘录等方式谨慎地表达反对意见或提出建议，这就使其即使作为体制内的机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1964—1968年间，霍尼格共向约翰逊提交了113份备忘录和报告，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几项付诸实施。哈佛大学化学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弗兰克·韦斯特海默强烈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尼克松的科技顾问杜布里奇对此表示，该委员会对美国的政策只能给予支持，“毕竟委员会只是对某些特定问题的科学和技术方面提出建议，作为总统必须考虑很多其他因素，这往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对于美国科学家在冷战中的作用，人们大都关注奥本海默、特勒等人，而对于大多数科学家以及诸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等科学家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较少。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较量，而科技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其实就是一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冷战的进程，乃至形塑了冷战的基本特征。而科技创新、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外交的开展以及美苏军备竞赛的升级、在科技领域的争夺与合作交流等，无不与科学家息息相关，离开了他们的参与和支持，都将成为空谈。如果说国内学界对美国和苏联科学家在冷战中的角色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对其他国家科学界的活动、科学家在整个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则了解得更少了，冷战的“科技层面”无疑是我们亟待进行深入探讨和拓展的重要领域。
赵学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6），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世界史组）成员。主要从事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探微》等6部，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